您目前的位置: 首页» 成果推介

国家项目:“自然变革与世俗伦理的兴起”项目最终成果简介

本课题致力于探究西方近代自然法思潮对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该思潮在近代面对危机和变革中如何推进了西方世俗伦理的兴起。本课题分两部分:论著部分和编译部分。

论著部分是国内首部以自然法学说为主要脉络,梳理王权、正义、德性、权利等重要概念如何逐渐脱离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与近代兴起的国家、财产和政府等观念共同推进了西方的伦理世俗化进程的著作。从15世纪到18世纪这四百余年当中涌现了许多自然法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对于西方近现代伦理政治思想的成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思想家的优秀著作和论述被国内学术界和政界忽视了,比如维多利亚对正义战争的思考、托马修斯对自律或自我管治的思考、坎伯兰对公共善作为最高利益的思考等。

本课题撷取了他们中间一批优秀思想家或诠释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进行编译,大多是国内尚未翻译的自然法学说内容,力求以一手的学术资料和前沿理论,再现西方近代史上那段波澜壮阔的思想历程;对自然法理论的深入研究,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西方人对政府、战争、权利、义务、自律等道德政治观念的深厚历史土壤,揭示西方近代史上哲学家、法学家、政治思想家甚至神学家如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激烈辩论,以数百年的学术思想传承和共同的问题关切来推进西方社会的道德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自然法学说作为西方思想传统的一部分对于西方近现代伦理政治建设的意义,以及它能在当时各国家、大学、政府得到共同关注,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西方近代重要思想家像格劳修斯、普芬多夫、霍布斯、洛克、休谟等思想家都对自然法学说是有重要著作或论述。本课题的一个突出特色在于,将中世纪到近代自然法学说的过渡时期,包括文艺复兴后期和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观念变革的诠释吸纳进自然法变革的过程中来,更好地揭示出自然法学说与古典共和传统、宗教改革思潮一道对西方伦理世俗化进程产生的深刻影响。

导论部分将但丁这位被国内学术界忽视的西方近代政治先驱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他的地上乐园思想对于理解中世纪后期王权、德性、人性以及帝国共和国之争等观念有重要意义,这些观念正是近代政治思想变革的起点。但丁对王权的理解已经召唤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正义观念、人性观念,这在他争取地上乐园这一尘世幸福的理解之中得以体现。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开始一直到启蒙运动早期的休谟,都在回应但丁提出的重要问题。但丁对教皇的态度与新教改革的路德、加尔文也比较接近,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伦理政治问题。不同的是,但丁对包括正义在内的德性观念的理解既不同于马基雅维里也不同于路德,但丁的德性观念仍在古希腊四枢德(正义、审慎、勇毅、节制)与三超德(信、望、爱)的主流范围内,马基雅维里已经将德性概念参照“国家理由”,置于一种世俗效用的视角下;路德则通过重新审视上帝的正义,将德性观置于神恩之下,拉开人与上帝的差距,仅凭人的德性肯定无法实现地上乐园。这两种方向都让近代思想家们感受到那些传统的德性观念已经受到了腐蚀或滥用,他们重新强调托马斯以来对自然法的强调,开始从正义、理性、法权(Ius)、战争为道德哲学奠定基础,但宗教改革和古典共和传统的身影始终在激荡的自然法辩论中持续存在。

正义观念在文艺复兴晚期、殖民战争与新教改革的大背景下发生了不同于希腊罗马时期的深刻变化,将正义观念神圣化或以怀疑主义、功利主义来看待正义观念,使得正义作为一种外在原则逐渐成为阻碍自然法学说得到发展的一个因素,路德将上帝的正义理解为一种恩典,从而将自然法和正义的约束力交回给了神圣一面,自然法的地位沦为为认识恩典而服务的一种附属地位。上帝的正义观念并不是指上帝惩邪罚恶的权力,而是指他乐于向罪人施加恩惠。正义观念从惩罚的权力变成了恩典的意义,从人类可理解的意义逐渐过渡到了人类无法参透的神秘。可以说,对正义的理解打开了新教改革的大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自然法理论家开始从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中发掘一些概念,像权利、义务、自然状态,对它们进行词源上的讨论,并采用笛卡尔以来的还原方法,近代道德政治哲学由此出现了一番新气象。

王权从14世纪已经开始经历重要的变化。帕古拉的威廉(William of pagula)在14世纪30年代写到,“国王最大的善是要崇敬正义(justice)和保持每个人的权利(iura)。不要让臣民因为权力而服从,而是要他们看到什么是正义的。”王国及其臣民的福祉在于王权对正义的分配。王权与正义的关系一直在中世纪晚期持续发酵,有时候民众权利的主张也一度要压制王权,但是这个过程肯定不会一蹴而就的,“正义”只是缓慢地开始向“权利”倾斜,近代政治理论的变革即将在德性与权利的交错想融中前行。梅尔曾将“对某物拥有权利”定义为在拥有自然法范围内处置该物的自由,因之,他将一个人保有和处置他的财产——衣物或书籍——说成是权利的范围。因此他认为很明显,如果可以毫不困难地指出某人对某物拥有绝对的处置自由,那么某物必定是某人的所有物。按此逻辑,人民的幸福等同于,确保人民的特权和其他权利永远不会被放弃以迁就君主无限制的自由。这里着重强调了人民有权维护这些早在国家建立前就为其所有的权利。人民在建立国家时所抱的主要动机肯定是要确保他们的财产有可靠的安全,防止他们的领土遭到蹂躏或其他物质方面的损失。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契约论产生了。全体人民大于、高于国王,人民始终保持着他们最初拥有的主权者的地位,国王仅仅是代理人的身份,仅仅是法律的监督人和执行人。全体人民作为整体是高于国王,国王仍是“最大的个体”,也是“最小的整体力量”。

这些阐释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国家成立的理由、战争的目的、权利的本质。把有形和无形在世俗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了。无疑,经院派中从来不乏革命性的思想或观点,但它们往往是出现在一个有更强的逻辑语境下才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无论如何,王权在这里遭遇到了权利和契约的新挑战。想要理解权利、义务、契约等重要概念的脉络传承,就要对格劳修斯、霍布斯、坎伯兰、普芬多夫、托马修斯、洛克、剑桥柏拉图主义、沙夫茨伯里、哈奇逊、休谟等思想家有关自然法的论述进行充分研讨。

近代自然法学派对主体权利的重视与但丁以来对“人性”的重视一样,将自然法领向人类特有这个方向,这种思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规范性自然法(lex naturalis)在约束力面临的根本理论困难。苏亚雷斯认为,托马斯将法定义为规则与尺度太过宽泛,一旦法用在所有被造物上,法不仅涉及道德事务,还会涉及各种与技艺制作有关的问题,技艺也是有操作的规则和尺度的。更要紧的事,这会将法与建议会或劝告混为一谈。从格劳修斯到普芬多夫、坎伯兰都在为这种规范性背后的约束力或义务难题作理论思考,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难题如果不在神学体系里解决,哲学家们通常偏向于从自然状态或法律正义程序来解决,前者是霍布斯到洛克的解决路线,而后者从马基雅维里到哈林顿的解决方案。这两种解决方案都对自然法本身造成了冲击,自然法的危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洛克的自然法思想恰好是对哈林顿强调秩序的一种反转,他将个人权利和自然状态学说运用到极致。在此自然法学说的基础上,洛克得出一个在秩序功效上与哈林顿却相似的政府形式。中世纪的自然法是要对自利做出一种道德约束,而洛克的自然法学说则颠覆了以往自然法学派的这一做法,解释了为何要让自利去自由运行,追寻普遍标准的道德在这里已经从自然法领域退却,而洛克经验主义的观念论又从认识论上合理化了这种解释,对自然法传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道德领域的神圣性已经很难再以过去的姿态进入自然法领域了。

霍布斯、洛克等哲学家将基督教教义还原为一些核心教义,如基督是弥赛亚信条的,把基督看得很重要的同时,又出现了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拯救之必要性的冲击,使得最后的核心信条仅变成上帝存在。上帝的道德属性遭到质疑,而基督教伦理与希腊罗马伦理的分离也拉开了序幕。道德作为人与上帝沟通的桥梁,德性或遵守自然法成为一种内在愉悦,情感成为一个新的重要概念,法律约束力以及正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转向情感的过程中得到化解。把人类的慈善或自然的恩赐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你就可以把更高尚的德性和更有价值的幸福来代替正义,因而使正义归于无用。

正因为正义的这种特点,我们遵守正义规则的行为,并不是最初的、原始的动机,也不是因为永恒不变的观念使然,而是出于“印象”。人的信念是观念向印象的一种过渡,观念本身通过反省印象这一环节而获得了印象的地位,在休谟看来,反省印象就是一种情感,因此,情感本身如何成为义务乃至道德的基础,对于回答人为正义如何获得自然法的地位是尤为必要的。换句话说,正义感和义务感是建立在心灵与外界交融而成的印象和情感之上的。从这一点来看,霍布斯和洛克那里的“同意”,说到底也可以还原到这种情感,理性的同意可被视作对某人自己情感的赞同,情感是产生契约主体的方式。

休谟把德性分为自然德性和人为德性。自然德性一般指人性原初的一种本能之德,比如母爱;人为德性在休谟那里包括正义、效忠、信守誓言。人为德性并没有自然美德那样的自然动机,但它对于走出家庭之外的公民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正义成为人为德性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使得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合理引导,其手段既可以通过法律的制定、良好的风尚,也可以通过其他“无形的手”来发挥作用。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人为德性获得了生存空间,而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则逐渐被淘汰。休谟的“人为”并不意味着霍布斯式的任意的发明;人们生活在社会中的“文明制品”,是人这一物种的自然发明,在这一意义上“正义”有一种“自然法”的意义,与社会本身一样久远,而且甚至还优于政府和实定法。休谟认为,正义之德性的出现正是社会进步的问题,他对人依赖于社会的强调完全处在自然法学者的传统下。但与他们有所不同的是,在休谟那里,契约创立的是“公民社会”,而不是“社会”本身;与更早的“社会”同时诞生的不是契约,而是正义。休谟从社会效用推导出来的正义,完全打上了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的烙印,它事实上暗中破坏了道德与上帝的联系。

自然法传统与自然神学若仍从宗教方面来为道德哲学服务,那么休谟所看好的“人为的正义”和世俗伦理便无法真正建立和有效运行。休谟在怀疑了以往的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后,通过认识论的工作又重构了一套世俗化的“自然法”。从但丁、马基雅维利的德性到新教所理解的正义,再经由近代对权利、契约、仁爱、道德感、情感等概念的梳理,休谟以人为的正义、效用和他的信念学说为自然法学说树立了功利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敌人,完成了自然法危机后的变革,推进了伦理世俗化进程,也激发了康德在基督教伦理遇到根本性危机后转向自律精神的发掘。

 

项目批准号:09CZX040

项目名称:自然法变革与世俗伦理的兴起

最终成果名称:自然法变革与世俗伦理的兴起;自然法学说编译

项目负责人:尹景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