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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中世纪英国财产继承权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英国,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要特征的普通法继承规则是占主流地位的财产继承模式,而笔者发现,在其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另类的家产分配方案、财产继承习惯,甚至在普通法继承规则中也存在一些异样的规定,它们共同特征是倾向于保护弱势家庭成员的权利,为其提供资助。另外,还有一些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社会组织,如教会法庭和衡平法庭,也致力于保护这些家庭成员的权利。所有这些构成了中世纪英国财产继承体系中的非主流因素。

 

一、制度中的宽容

即使在严苛的普通法继承规则中,也有几条颇有人情味的规定。因这些规定与普通法继承规则的整体风格不符,笔者把它们归入非主流因素,称之为“制度中的宽容”:首先,当封建主无子嗣,但有女嗣时,所有女嗣不分长幼共同继承其财产。尽管女嗣仍被排在男嗣之后,但她们毕竟已能继承父亲财产;其次,寡妇可享有丈夫在世期间占有地产的三分之一直至她去世,这部分地产被称为寡妇产。在普遍被认为是普通法源头的诺曼底法律中,并没有这些条款的踪迹。通过考察其源头可发现,它们皆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继承习惯。那时的财产继承习惯给予每个子女平等的继承权,同时给予妻子、寡妇充分的权益。也许因为这些习惯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被全部清除,征服者在制定法律时才不得不做出适当妥协。因此,所谓“制度中的宽容”实质上是普通法与古英国继承习惯妥协的结果。

 

二、家产分配方案

家产分配方案是个体封建主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设计的,用以规避普通法继承规则的法律手段,它主要通过动产和获得地、嫁妆、限嗣继承、托管等形式为弱势家庭成员提供资助。

第一,动产和获得地(feudmm novum)通常被封建主用来均衡世袭地上的分配不均。原因是二者都不受普通法继承规则约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动产归教会法庭管理,教会不像普通法庭那样禁止封建主立遗嘱处置地产,而是鼓励封建主利用遗嘱分配其动产,并承担了遗嘱的验证和执行等工作。教会倡导封建主将动产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寡妇,一份留给子女,第三份捐给教会用于慈善目的。崇尚自然法则的教会在尊重封建主意愿的基础上,主张封建主在遗嘱分配动产时要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教会的影响下,封建主往往多分动产给余子女以平衡子女继承权的份额,并用金钱支付他们的学徒费、学习费,或进入教会、修院的入门费,以帮助他们找一个体面的职业。到中世纪后期,动产占封建主财产的比例越来越大,封建主利用动产调节财产分配的能力越来越强。封建主占有的地产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只能按照普通法继承规则传承的世袭继承地(feudum antiquum),一种是通过世袭之外的赠予,赐予,购买等手段获得的地产。其中,后者不受普通法约束,往往被封建主用来资助余子女。第二,封建主一般用嫁妆资助女儿。嫁妆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但在长子继承制盛行的中世纪英国,它担负着更重要的社会功能。因女儿无法继承地产,唯嫁妆能适当缓解这种残酷的现实,它不仅能资助新婚夫妇建立家庭,还是婚姻双方家庭联姻的物质基础。因嫁妆具有上述特殊目的,封建主一般通过有条件分封的形式支付嫁妆。不管封建主是把嫁妆分封给女婿、女儿,或二人共同占有,都规定:嫁妆只能由受封者本身的后嗣继承,若受封者无嗣,须归还之。第三,13世纪初,封建主开始用限嗣继承(entail)为余子提供地产资助。限嗣继承与嫁妆类似,是由封建主自主创设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家庭内部分封,在这层封授关系中,封君是父家长,封臣是长子之外的余子。通过这种家庭内部分封,父家长可以将部分家族世袭地产分给余子。由于此分封的旨在帮余子建立家庭,为了防止这部分地产被挪作他用,封建主在分封时往往做如下限制:只有余子本身的后嗣才能继承该家产;如无后嗣,则余子死后该家产须归还父家长或其继承人。因限嗣继承能在不撼动长子权利的基础上为余子提供地产资助,其使用量与日俱增,随着限嗣继承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这种土办法的合法化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通过一系列请愿活动,封建主最终迫使国王颁布了《限嗣继承法(Statute De Donis Conditionalibus,1285年)》,正式承认其合法性。14、15世纪时,限嗣继承已在封建主中普遍流行。第四,流行于15、16世纪的托管(uses)是封建主为规避普通法继承规则而创设的一种更灵活的家产分配方案,它能让封建主更自由地为弱势家庭成员提供资助,其操作模式如下:封建主把地产的占有权委托给受托人,自己仍保留受益权,同时授意受托人在他死后照其指示处置地产。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封建主实际上拥有了用遗嘱处置地产的权力。托管一出现就受到封建主们的追捧,其使用量大增。据统计:1327-1376年,托管的使用量增长了7倍。到1500年前后,英国绝大部分地产都被置于托管之下。在托管强大声势的威胁下,国王于1536年试图禁止托管,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引起了叛乱。4年后,国王被迫颁布遗嘱法令(the statute of wills),承认了托管的合法性,允许封建主对其占有的三分之二的土地实施托管。此间,大量封建主使用托管为余子女、私生子女提供地产资助。

 

三、边缘继承习惯

在中世纪英国,除占主流地位的普通法继承规则外,在某些地区和某些人群中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继承习惯,如肯特的诸子平分制,自由市镇的幼子继承制,和下层民众的平分习惯等。因这些继承习惯流行于非中心区和不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中,我们称之为边缘继承习惯。

第一,诸子平分制(gavelkind)主要流行于英国东南部的肯特(Kent)和东盎格利亚地区(East Anglia)。该习惯允许诸子在父亲去世时平分家产,与普通法继承规则针锋相对。更让人诧异的是,它的寿命比长子继承制还要长,而且至今仍有影响。诸子继承制为何能存在,又凭何与普通法继承规则相抗衡呢?如果不是有特定的原因,诸子平分在上述地区也无法幸存。诸子平分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经济环境有关。肯特郡和东盎格里亚大部分地区都覆以森林、灌木和沼泽,耕地很少。该地区的畜牧、手工业等格外发达,是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使土地及其分配方式变得不甚重要。梅特兰认为诸子平分制与当地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有关,当地存在大批交纳货币地租的佃农,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因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交纳食品和劳役地租阶段,其实这也可以归因于当地高度发达的工商业。也有学者认为诸子平分制是受定居在东南部的日尔曼部落习俗的影响。第二,幼子继承制(ultimogeniture)流行于中世纪英国的自由市镇(borough English)中,有该习惯的自由市镇大概有270余个,多分布于英国中部和东南部。与长子继承制相比,该习惯的特征是家产由幼子继承。表面上看,幼子继承制也属不分割继承,但它实质上是平分制。虽然家产由幼子继承,但兄长们在幼子继承前,都能在父亲的资助下成家立业,而女儿也都能得到一份嫁妆。之所以选择由幼子继承家产,大概是因为在父亲去世时,只有余子还未成家立业,是最容易找到的继承人。而且,得以继承的幼子通常有赡养义务。这样的制度能在自由市镇流行,并与主流的普通法继承规则相抗衡,也有其特定原因:首先,流行这一习惯的自由市镇在诺曼征服时大多未被占领,仍由原领主占有,这使得征服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习惯和丹麦法最大程度地得到保留,这些强调平等、自由的古代习惯必然对当地的财产继承习惯产生影响;其次,这些自由市镇大都由军事堡垒演变而成,后来多成为商业据点,商业是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地产相对并不重要。另外,崇尚平等、自由、流通理念的商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着掌管财产分配的市镇法庭,市镇法庭实际成了他们的传声筒。

 

四、社会组织的干涉

非主流的家产分配方案、财产继承习惯并非孤立无援,在与主流的普通法继承规则相抗衡的过程中,它们得到了同样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一些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教会法庭和大法官法庭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一,教会法庭一直致力于保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该群体当然包括家庭中不得继承的家庭成员,教会对他们的保护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教会法庭将动产继承纳入其管理范畴,建议人们利用遗嘱合理分配动产。根据教俗法庭的权限划分,动产继承归教会法庭管理,教会在此方面倾向于保护弱者,主张封建主三分动产。其实,在诺曼征服之前,教会就坚持这一理念,教会的一个宣传故事充分说明这一点:诺森布里亚的一位封建主在一天傍晚去世,并于次日清晨复活。他起身径直走进村中的教堂,一直祷告到次日天明,随后将他的动产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妻子,一份留给子女,一份捐给教会用以接济穷人。教会法庭还负责遗嘱的验证和监督执行等工作,在执法过程中,它倾向于保护弱者的权利;其次,保护妇女权利。已婚妇女始终是教会关注的对象。教会不仅支持离婚妇女取回嫁妆,还格外关注寡妇的身份和权利。教会认为,寡妇是值得怜悯的人,她有权决定是守寡还是再婚,如果守寡,她应得到一份寡妇产,而且,正是教会首次倡导丈夫在结婚时应在教堂门口授予妻子一份寡妇产。教会还鼓励已婚妇女立遗嘱。这些已婚妇女所立的遗嘱尽管得不到普通法的承认,却在教会法庭上得以顺利执行;再次,保护私生子权利。与普通法相比,教会对私生子的认定标准更宽松。例如对婚前所生子女身份认定时,普通法认为所有婚前所生子女皆为私生子女。而教会法强调,如果孩子的父母能在事后结成夫妻,私生子可视同“嫡出”。再如,在离婚当事人离婚前所生子女身份认定问题上,普通法认为只要父母离婚,子女即成私生子。教会法庭则会先调查当事人离婚的原因,如果双方对所犯的错误,或者导致他们婚姻无效的原因并不知情,或者至少其中一位是这种情况,那么即使离婚,孩子也是合法的。另外,教会还鼓励封建主用动产为私生子女支付抚养费和教育费,支持封建主利用托管为私生子女提供地产资助。教会保护弱势家庭成员权利可能与其强调“平等”和“保护弱者”的理念有关。《圣经》中多处提到这两个字眼,教会不仅大而化之倡导“人人平等”,还提出“男女平等”、“子女平等”、“夫妻平等”等具体口号。教会从使徒时期开始就以“保护弱者”为己任,《圣经》中耶稣救助老弱病残的神迹就是有力的证明。另外,教会法中的“法治”理念让教会奋起与维护封建主阶层整体利益的普通法相抗衡。在教会看来,法律的基础不是武力和征服,而是一种天意的法则,它应是与一种道德观念、一种精神力量,即公理、正义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是自然法则和神的意旨的体现。如果政治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不能体现上述观念,则教会应该与它抗衡,努力纠正它,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第二,大法官法庭(chancery)注重保护弱势家庭成员的权利。首先,它通过支持封建主设计的托管维护了余子女和私生子女的利益。上文有述,封建主设计托管的目的之一就是更自由地为得不到继承的余子女和私生子女提供地产资助。由于托管“占有权和受益权相分离”的原则与普通法理念相左,故未得到普通法的认可。因此,托管人的权利毫无法律保障,而仅以受托人的“诚实守信”为基础。如果受托人拒绝按照托管人的意志处置托管地产,则托管人和受益人都无计可施。幸运的是,大法官法庭出面承认了托管的合法性,并着手保护托管人权益。

第三,衡平法庭支持已婚妇女利用托管设立独立财产(separate estates)。按普通法的规定,已婚妇女无权占有财产,而衡平法庭则鼓励已婚妇女利用托管的方式设立独立财产,从而帮助她们实现占有、支配财产的目标。已婚妇女可将婚前获得的财产托管给受托人占有,并附以指示,指导受托人经营、处置托管财产。通过施行托管,已婚妇女冲破了夫妻一体制关于“妻子财产在婚后皆归丈夫”的规定,切实避免了婚前财产流入丈夫之手,独立地控制了一部分财产。衡平法庭的这些举措与其理念有关。大法官法庭以“良心”和“衡平”为断案原则。大法官将事实调查清楚后,要求双方当事人凭良心行事,避免欺诈、违约、不公正和压迫等自然法则不允之事。最初的大法官一般出身于大主教,他们心中天生的“自然法则”使他们在面临道德和法律的冲突时能倾向于道德。正如15世纪末的一位大法官所说,“一切法律都应与上帝的意志一致”。所谓“上帝的意志”实际是指教会崇尚的“自然法则”。“衡平”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曾对此加以定义,他认为“衡平是对法律因其普遍性而带来的不足之处的匡正”。后来,崇尚公平和正义的罗马最高裁判官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实践,他们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对当时的市民法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大法官崇尚的“公平”原则与希腊罗马的“衡平”理论和实践有着相同之处。

 

五、小结

综上所述,长子继承制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诸种非主流因素的存在有效地平衡了财产的分配,缓和了长子继承制的严酷性,更有力地修正了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要特征的普通法继承规则,增强了其柔韧性和适应性。这一结论可从英美继承制度比较中得到印证。北美的几个殖民地曾引入了英国的普通法继承制度,但因恪守原法律原则而很快被废除掉,而英国的普通法继承制度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20年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非主流因素的存在表明,中世纪英国法律体系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宽容性的特征。这一时期,英国法律多样,法庭多样,它们共同存在,相互制衡,而且在这个法律体系中,个体的、下层的、边缘的权利从来未被忽视。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敢于向整体挑战,并能通过某种途径伸张其权利。下层的、边缘的习俗也能顽强地存在着,并时刻影响着上层的、中心的制度。托克维尔显然也注意到英国法律的这些特点,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指出,英国法律体系“使强者绝不能以牺牲弱者而得益,使国家绝不能以牺牲个人而得利。人们越是深入这种立法的细节,就越会看到,英国司法制度为每个公民提供了一切自卫武器。不管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不管他控诉个人或是国王,他都更有把握使世人听到他的控诉,而且能在英国法庭中找到维护他的财产、自由与生命的最好保障”。

 

 

项目批准号:10CSS003

项目名称:中世纪英国财产继承权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中世纪英国财产继承权研究——制度与习惯之博弈

项目负责人:陈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