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目前的位置: 首页» 成果推介

国家项目:“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三国鼎立形势下的长期军事对抗具有显著时代特征,即各自集中兵力固守边境少数要戍,如合肥、濡须、襄阳、江陵、夷陵、汉中、祁山等兵家必争之地,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挫败强敌的进攻。上述重镇分布在魏、吴、蜀基本经济区域相互交接的边缘地带,在此处部署兵力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造成随时进入敌境的有利态势。它们都建在山岭岗地或江河沿岸,得以利用地形和水文条件来构筑城坞,强化防务;同时又位于交通枢要,能阻塞敌军调动和给养运输的必经之路。在三国鼎立向逐步统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各国经济和政局的演变,统治集团的攻防战略也随之调整,致使上述边防要镇分别经历了强盛或衰落的过程。本成果为研究三国军事边防要镇与军事战略问题的学术专著,书稿为75万字,插图87幅,由21篇专题研讨组成。其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包括:

(一)攻守战略

主要是从地理角度出发来分析三国各方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重点设防地域和攻防行军路线,以及它们在各时期发生的变化。曹操在汉末群雄的角逐中起初处于劣势,但是他屡次对根据地的建立、兵力部署与作战方向作出正确抉择,先后夺取了东郡和兖、豫两州,并以许都所在的颍川郡为后方基地,向各地用兵取得成功。在与袁氏集团的中原决战期间,他把军队主力的休整、备战地点北移官渡,后来转移到黎阳、邺城,统一了北方。曹操占领冀州后采取多种措施,使邺城成为新的军政中心和后方基地。其原因除了当地拥有优越的经济、防御和交通条件,还在于他当时确立了先北后南的用兵战略,在幽、并、青州扫除袁氏余党,邺城位于华北平原核心,适宜充当后方基地。曹丕代汉后将都城和中军主力的常驻地区向河南转移,是为了靠近江淮、江汉与秦岭前线地带,使交通运输更为方便。曹魏后期军将许昌附近军队调往淮河流域进行屯垦,开渠通漕;增加雍、凉、荆、扬等州前线驻军,为后来灭蜀、平吴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孙权在对魏、蜀作战中凭借长江天堑来挫败敌寇入侵,曹操称其守国政策和用兵方略为“临江塞要”,即坚守濡须、沔口、江陵、西陵等江北沿岸的边防重镇,以堵塞敌兵南下或东进的水运干道。吴国在江北要戍修建城坞,并多筑堤堰来阻断航道,遏水淹敌,借以保护滨江要塞,并与附近大小戍所相互联系,构成了防守体系。孙权海在长江沿岸各设若干都督辖区,计有荆州西部的西陵、乐乡都督,荆州东部的武昌(后分左右两部)都督,扬州的京下、牛渚和濡须都督等,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合并或分离。

蜀汉北伐的兵力部署与进攻路线在各个时期具有明显差异,体现出战略指导方针的区别,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其一:刘备占领益州后亲率主力攻打汉中,历时两岁才最终获胜,结果不仅消除了北边曹兵的威胁,而且使自己处于攻守俱便的有利地位。其二:诸葛亮初率大军进驻汉中时,为了西出陇右及防御魏军从陈仓道的进攻,将府营设置在沔阳的阳平、石马,并在赤崖(岸)建立军储基地,伺机出击秦川。后为迎击入侵的魏军,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并屯兵于城固赤阪。孔明后来筹备进兵关中,屯田于黄沙,造斜谷邸阁,运筹调度自如,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其三:蒋琬、费祎执政期间谨慎持重,采取以守境为主、伺机待发的战略,军队统帅——大将军的驻镇和部队主力因而在成都、汉中、涪县和汉寿之间频频调动,始终没有投入重兵进攻。在用兵方略上也不再以割据陇右为作战目的,而是企图攻占河西走廊,割据凉州。其四:姜维统军时期屡屡大举兴兵伐魏,主要向雍州西陲的陇西、南安等郡发动进攻。他后来将汉中守兵撤往汉寿,仅留守汉、乐二城,自己又率少数部队屯田沓中,致使北边防务空虚,主将驻镇荒远边陲。司马昭利用了蜀汉军事部署的失误,命令钟会、邓艾、诸葛绪迅速攻占汉中、武都和阴平等郡,为灭蜀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兵争要地。

1.曹魏方面。合肥是三国著名的南北水陆要冲。赤壁之战后,曹操率领大军四越巢湖,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合肥的防务。魏文帝将扬州的军政中心北移寿春,合肥成为前线要塞,守军减少。孙权迁都建业后,合肥战事再度激烈。曹魏筑合肥新城,从河南移兵两淮。吴师来犯时,扬州魏军仅以少数部队固守合肥,主力在寿春附近以逸待劳,伺机出战。毌丘俭、诸葛诞叛乱时,合肥曾两度弃守,孙吴却无力占据该地与曹魏持久对抗,说明合肥已然不是必争必守之地了。

襄阳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交通枢纽,周围山水环绕、利于防守,又有优越的垦殖条件,因此受到兵家重视。赤壁战后襄阳、樊城是曹魏对蜀作战的前线基地和荆州军政长官的治所。魏文帝初年,荆州战区主力随都督治所撤往南阳,并将汉南居民迁往沔北,襄阳和樊城只留下少数兵马驻守,成为对吴作战的前沿防御要塞。甘露四年曹魏荆州都督移镇襄阳、屯集重兵,使它成为荆州方向对吴作战的指挥中心,由该地南下蚕食敌境,最终在平吴之役中攻陷南郡。

祁山城所在的天水郡位于陇中黄土高原的中心与道路交汇枢纽,出产粮食、马匹,民众有尚武之风,因而具备较高的军事价值。三国时为魏蜀争夺的热点,诸葛亮以祁山地区为主攻方向北伐,而姜维则以攻击天水以西的陇西、南安等郡为主;原因在于蜀军统帅先后奉行了“断陇道”和“断凉州之道”的不同战略方针。曹魏初年的祁山和陇右防务薄弱,在遭到蜀汉入侵后对当地军事部署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巩固加强了西线防御,挫败了敌军的进攻。

寿春是南北水陆交通干线的汇合点,处在淮河航道的中段,便于东西策应,周围又有利于垦殖的自然环境,因此成为曹魏防守淮南的重心地域,为扬州都督、刺史治所,即对吴作战的东线基地。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变化,曹魏扬州战区的防御部署和作战方略前后有所调整调整,或出师合肥以挫折敌锋,或据守寿春而待其疲敝,均收到满意的效果,始终保持了对吴作战的有利态势。

广陵是中原和吴越的连接地带,又有中渎水道沟通江淮,但是魏吴数十年对峙交战的双方都没有竭尽全力去争夺和保卫这一区域。曹操先是调走能臣陈登,在淮河南岸据守,后又迁徙广陵等郡的居民,把徐州的防线后撤到淮北。孙权始终在京城(今江苏镇江市)设置防务,坚持在长江南岸防御。究其原因,是双方的君臣将帅清醒地认识到当地的环境特点。例如中渎水因久未疏浚而屡有淤塞,江淮平原地势低洼,常有洪涝,战争年代难以安居耕垦。广陵江面宽阔,波涛汹涌,船只往返困难。孙权由是决定把扬州东部防御重点放在南岸京城,曹操也因此放弃江淮平原和中渎水道,改走肥水、施水“四越巢湖”来进攻孙吴。

2.蜀国方面。三国时期的汉中位处关中、巴蜀两大经济区域之间,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利于驻兵镇守或向对方出击,但它对魏蜀双方的影响是不均等的。汉中得失与蜀汉政权生死攸关,而对曹魏则是“鸡肋”。姜维在蜀汉末年放弃汉中外围,退守汉、乐二城,部署严重失误,促成北线防御体系的崩溃和蜀国的迅速灭亡。永安处于瞿塘峡口,易于阻击沿江来犯之敌。夷陵战后,刘备在当地修建行宫和城垒,移设尚书机构,置都督领兵。诸葛亮北伐期间,永安驻军减少,军事影响显著减弱,永安都督要受江州都督指挥。蜀汉后期永安的地位价值有所上升,主将职衔明显提高,并有两次增兵。蜀汉灭亡之际,罗宪率孤军坚守永安六月,反映了它作为益州东陲门户的重要作用。

3.吴国方面。濡须地区北凭山险,南控江口,所扼水路是当时中原与江南来往的主要途径,成为魏吴两国频繁交兵的必争之地。吴国在当地设置军镇,建筑坞城,并在战时及时赴援,故能屡次挫败曹魏重兵的进攻。西晋统治者吸取以往教训,在平吴之役中绕开濡须和东关,攻击防务薄弱的横江获得成功。

汉末三国时期,皖城数次立为庐江郡治,又遭受军阀集团竞相争夺,原因在于它有道路沟通江淮,附近土沃水丰,利于耕垦,因此受到各方的觊觎。但是皖城北至淮河的道路水陆相间,无法直航;皖水上游流量不大,秋冬难以行船,因此很少被魏吴两国当作大军的主攻方向。皖城距离魏吴后方较远,位于无险可守的平原,防御能力较弱,故从未凭借城守打退过强敌的围攻。

三国鼎立初期,孙吴在武昌先后设立都城、江夏郡治和荆州及武昌都督的治所。当地依凭江山,有夏口、邾城等要镇拱卫,又是位处长江中游的港口,可以利用江、沔航运而兼顾荆、扬二州的战事。蜀亡以后,南北对峙冲突的焦点和孙吴江防重心向西转移到南郡和西陵峡口;武昌都督辖区被分为左右二部,驻军减少,孙皓又多用文官担任主将,致使防务衰败,在西晋平吴之役中土崩瓦解。

夏口位于江沔交汇之所,能够控制长江中游水运交通及驶往江陵、襄阳的夏水、汉水航道。孙权先后在此地筑城屯兵,设置船官与港坞,作为国都武昌的军事屏障,并遣将入沔,与敌争利。曹魏后期至晋初对夏口实施了筑垒进逼的蚕食策略,并专设江北都督以统辖江夏战区。吴末将荆州军政重心西移到乐乡、西陵,而夏口、武昌兵力削弱,将非其任,以致在晋军灭吴之役中望风溃降。

江陵是蜀汉西征北伐的后方基地,又是荆州战区的指挥中心、主将驻节之所。凭借附近财赋人力的支持,刘备集团在出征益州和襄樊的战役中获得过巨大胜利。孙权袭取荆州后,在“限江自保”的战略指导下后撤北部防线,移民江南,并将战区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迁往南岸的乐乡,江陵成为孤悬江北的军事堡垒,防御态势相当被动,再未给曹魏、西晋造成严重威胁。

夷陵地扼峡口,沟通荆、益二州,又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因而在汉末三国成为各方争夺的重镇。猇亭之战后,孙权在此设西陵都督辖区。吴国后期分宜都郡数县置建平郡,西陵与乐乡都督辖区反复合并分离。晋武帝采用多路进攻以分散敌人兵力,然后以益州水军为主力顺流东进,一举摧毁了吴国的江防体系。

 

二、本成果的研究方法、学术创新和主要建树

本成果的研究方法,是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在治学方法上主要运用史学考证和综合分析、比较等传统的研究手段,来考察三国兵争要地的分布与存在原因,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军事价值、历史作用的演变情况,以及对各方攻守方略的影响。同时还吸收、运用了一些宏观区域研究与军事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当时地域差异和空间变化与政治军事活动的相互关系,力求揭示三国自然、人文地理因素对于枢纽地区形成、演变及各方战略所起的种种制约作用。这种类型的考察注意把握历史、军事与地理的结合点,能够为史学探索提供某种新的观察角度和途径,有助于获得更多的创见与成果。

本成果的学术创新和主要建树,是系统地考察了汉末至晋初九十年内中国南北各经济区域、政治军事力量和边防要镇的布局情况,魏晋与吴、蜀兵力部署和作战方向、主攻路线的演变;各枢纽地区所在的地形、水文与交通干道的条件,以及它们的复杂类型与军事地位、利用价值,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各方战略形成、调整的重要影响。这部著作所论证的许多问题前人没有涉及,或是研究还不够全面透彻,因而填补了有关学术领域的某些缺憾,将三国战争史的探讨推进到更深的层次。另外,本书运用了军事地理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在对象上着重考察地理条件与三国时代战争、战略的密切联系,具有较为独特的视角,能够将历史、军事与地理方面的相关史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能在观点、结论上有所创新,并为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与治学手段,故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这项成果在参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三国战争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与相关攻守战略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精辟地论证了详细考察了汉魏晋初南北对峙期间多座边防重镇的地形、水文、交通状况和军事影响,并研究了当时经济区域、政治军事力量的分布态势,以及上述诸多因素对各方作战方略的制约作用,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还有和基本经济区域、交通路线及政治中心的关系;对魏、蜀、吴在各历史阶段的兵力部署、作战方向,以及它们调整变化的社会背景也作出了详细论述,写出了不少前人没有涉及或是研究不够透彻的重要内容,把对三国军事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次。该成果不仅在宏观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也重视微观问题的考察。作者注重史实,不尚空泛谈论,对许多历史细节进行了认真考辨;例如对曹操陈留起兵前后的活动、濡须城与濡须坞的地址、三国几处“东关”的地望、魏文帝初年是否放弃过襄阳等等,都提出合理有据的结论,这些考证使成果的诸多结论更加可信。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吸收和运用了军事地理学中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三国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对政治格局与作战方略的影响。以往同类课题的研究,对于地理环境的在这方面的作用较少提及。这部著作着重探讨地域差异与空间变化和政治、战争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研究视角上有独特之处,并因此获得许多新颖合理的观点,对相关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多有独到、创新的见解。这种类型的项目研讨,为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和治学途径,有助于拓宽和加深它的研究领域,因而具有理论指导性和重要的实际意义,以及突出的学术价值,会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探讨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项目批准号:15FZS032

项目名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项目负责人: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