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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最终成果简介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文化的转型时期,而转型时期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无论是从学术层面,还是现实层面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文人的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的互动关系,历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领域。从社会角色的变迁角度看,对文学发展起作用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人的社会角色本身,不同的社会角色的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二是文人对其社会角色的自我意识,包括文化和文学传承革新的使命感,它往往是造成一个时代的思想氛围和文学思潮的重要动因。这两个方面对文学的演进乃至转型而言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二、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课题试图对北宋文人的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考察。在考察的范围上,主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和活跃的社会角色;在考察的类型上,主要选取重要的规定性社会角色;在考察的重点上,主要以他们的职事活动为中心。

从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和文学活动本身来说,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宋代文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史上十分独特,宋代文学成就堪与唐代文学比肩,中国的文官制度至宋代发育成熟。由这些特点决定,宋代文人和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十分重要。

本课题的第一部分研究谏官及其活动与北宋文学,重点考察的时段是北宋前中期,因为这一时段是宋代谏官制度变化并定型的阶段,也是宋代文学特征形成的关键时期。

这一部分包括五章,主要内容涉及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研究,谏官与宰执的关系研究,谏官活动、心态与士风变化,谏官活动与文学活动,苏舜卿的谏诤意识与文学活动。

北宋建国初期,北有北汉、契丹,南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并且国内叛乱不断。此时,宋初君臣无暇进行制度建设,谏官制度亦多数情况下名存实亡,直到真宗天禧元年,才真正得到恢复与完善,到了仁宗朝谏官制度进一步的完善、成熟。

从总体来看,北宋太祖、太宗二朝谏官体系虽得以保留,却大多名存实亡,谏官多带其他差遣,不专谏职。太宗为使谏官振职,改补缺、拾遗为司谏、正言,并不断下诏鼓励谏官进言,对敢言之臣进行奖励。太宗强调宰辅大臣、公卿庶尹皆由谏官选任而来,这一点在后来仁宗朝士人任谏官后的仕途升迁情况中得到了证明,对士人心态产生了较大影响。太宗规定谏官只有进士及第并且“器业有文学”之人方得备选,提高了谏官人员的文化素质。

真宗继位不久,君臣就注意到了谏官制度建设问题。天禧元年(1017),真宗下诏废止了谏官兼领他职及差遣外出制度,成为北宋设置专职谏官的开端,并且诏书还规定谏官可以弹劾纠察,从此谏官开始侵御史之权,谏官职能及地位在以后的变化由此肇端。真宗朝君臣对谏官制度的一系列措施规定,对后来谏官制度的发展走向、士人心态及士人风气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谏官制度发展到仁宗朝已相当成熟,谏官由清而不要转而成为清要之职,在一般士人心目中其地位已等同于宰相,成为士人升迁之捷径,任谏官之人后来多跻身宰辅,而士论对仁宗任命谏官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情况对士人活动和士人心态都有一定作用。当时士人激切敢言、刚直不阿风气的形成及好名邀名心理、行为的出现都与之有着一定的联系。

谏官与宰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二者权力博弈的纽带之上。皇帝、宰执都想通过对谏官的争夺,强化自己的权力。

北宋谏官的活动对当时的士人心态和士风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在谏官制度完善、任谏职人员振职的仁宗朝更为显著。仁宗朝谏官逐渐形成了“与宰相等”的责任意识和权力意识,并且在其言事过程中出现了“资言以进”,攻讦、捃摭人阴私的弊端。谏官言事风气的这些特点,由于谏官职位的特殊性,对仁宗朝士人风气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北宋人才辈出,一大批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都活跃于此时,且很多人都曾任谏官。谏官经历、谏诤精神及他们在谏官任上的活动对其文学创作及文风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谏官不但弹劾官邪,而且还对仁宗朝的人事、制度、赏罚、边事、皇室、财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些内容在他们谏官任上所作奏议中有所体现,尤其在谏官意识强烈、文学成就巨大的欧阳修等人的作品中更是如此。士人谏官任上所作奏议受谏官精神影响,多针对现实而发,言之有物,同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一些作品甚至成为内容、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如欧阳修的《朋党论》等,它们对于宋代古文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士人谏官任上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他们惟恐留下不称职之名,太宗朝谏官王禹偁的诗歌对之即有所表现。到了仁宗朝,谏官振职,他们担心不称职的心理意识更加强烈。受其影响,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在谏官任上日夜忧惧,这一情感在诗歌中都有所体现。

北宋前中期,士人在谏官活动、谏诤意识的影响下,普遍具有好“名”心理。这一心理对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谏官及富于谏诤精神的士人因谏诤被贬后,往往能够赢得“实名”,有了“实名”后,他们不但不会因被贬而自卑,反而会产生荣耀心理。谏官即使因言事被贬,他们之后也大多能获得升迁,甚至获得重用。因此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往往不以贬谪为意,而能以洒脱、坦荡的心态来对待贬谪生活。这在他们贬谪后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尤以谏诤意识强烈、文学成就巨大的范仲淹、欧阳修为典型。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诤精神逐渐高涨,表现出了广泛的参与意识,而利用文学创作表达谏诤思想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同时还可以通过作品的传播获得声名。受这一心态的影响,士人文学创作与现实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工具化倾向,甚至浮薄的士人将文学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

本课题的第二部分研究翰林学士及其活动与北宋文学,包括四章和余论,主要涉及北宋翰林学士制度及翰林学士的身份意识、翰林学士及其活动与北宋文学、欧阳修与嘉祐文学、苏轼与元祐文学。

北宋前期,翰林学士有“知制诰”和不“知制诰”之分,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取得了正式品阶,专典内制,规定性社会角色更加专门化和制度化。翰林学士与科举接轨成为常态,整个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在知贡举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开放性社会角色的身份意识在此过程中得到强化。尤其在北宋时期更为突出,翰林学士作为文学家和儒士的身份在社会文化生活和士人心态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翰林学士的参政意识和泛谏诤意识在他们的行事作风和诗文创作方面都有反映。翰林学士因文学入选,文学影响力又因其政治地位而传播和扩大。翰林学士在职期间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都受到世人的瞩目,对文学的演进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宋初白体、西昆体的流行与诗歌风格的转变首先是宫廷文学内部审美风尚的变迁所导致的;而在此过程中,作为文学侍从的翰林学士及周围的馆阁文臣发挥了主体作用,尤以翰林学士的创作取向影响至深。

翰林学士知贡举,除了完成规定的职责以外,他们在知贡举期间的相关活动也被士人所瞩目,其中有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最为明显:一是作为主考官的翰林学士在知贡举时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以及他们对相关考试制度的损益等活动,这直接影响到举子们的前途和利益;二是翰林学士本人的文学主张和取士原则,这对于士风、文风有直接的影响;三是翰林学士在知贡举期间的诗文创作和交游活动,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实际上,知贡举是翰林学士最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最能产生直接影响力的角色活动,它尤其依赖翰林学士的文学家身份及个人对此事的主观态度。

宋初三朝长达六七十年的文化建设和各项典章制度的逐步完备,为北宋中后期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有“文学之选”的翰林学士既是文化建设者又是文坛主力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北宋中后期涌现出一大批可圈可点的风云人物,但堪当文坛盟主者,则非欧阳修与苏轼莫属。这两位文坛巨子不但在翰林学士任上确立了事实上的盟主地位,而且具有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文学传统的接续与传承进一步确定了宋代文学的审美风尚与文学创作的基本格局。

对欧阳修、苏轼而言,不管是否任职翰林学士,其文学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和文学创作的活力都不会受到影响,但翰林学士这一社会角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文学使命感和责任感,扩大了他们的文学号召力。在翰苑的任职经历也是他们人生阶段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对当时的文坛还是对自身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

本课题的第三部分研究宰辅及其活动与北宋文学,包括四章,主要涉及北宋宰辅制度的流变和选任过程中文学因素的强化,宰辅的文化素养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宰辅的文学理念及其在实践中的表现,以及韩琦、范仲淹、王安石文学活动的个案研究。

北宋宰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他们具有十分鲜明的角色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往往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他们的职事活动不仅对北宋政治发展有所推动,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

以“三馆文士—两制词臣—两府宰辅”的三级晋升模式为主导的宰辅选任,是全面落实宋代文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对北宋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宰辅文学素养的强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三馆两制而进宰辅的选拔路径,格外强调文人的文学素养。而北宋宰辅大多是进士出身,这条路经再与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的录取相结合,由此便形成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由馆阁翰苑而进为宰辅的选拔模式,在突出强调文学素养的同时,也就使众多文学成就突出的文人作家步入宰辅行列。如:李昉、李至、寇准、丁谓、钱惟演、晏殊、宋庠、韩琦、范仲淹、欧阳修、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苏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沿循“三馆文士—两制词臣—两府宰辅”的三级晋升模式,位居宰辅执政的。虽然“三馆文士—两制词臣—两府宰辅”的晋升模式,并不是宰辅选任的唯一途径,但是在北宋宰辅中,由此途径晋身为宰辅者所占比重最大,在半数以上。而宰辅通常也都以出身进士、曾为馆阁翰苑臣僚为荣耀美事。

宰辅的文学活动,本身就是宰辅文化素养的体现,又可分为文辞技艺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前者即基本的诗赋文章写作技能。良好的文辞技艺既是宰辅秉持国政、执掌王言的必备能力,也是支撑宰辅文学创作活动的基础。后者则主要涉及宰辅个人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宫廷文学活动中的表现,这个层次最能体现宰辅角色意识对其文学理念与创作的影响。此外还有宰辅在图书典藏、学校教育、人才选拔等其他方面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宰辅中多有文学成就卓越的大家,故常常对具有文学才华之士表现出格外的优待。与钱惟演相似,晏殊也曾对范仲淹、孔道辅、韩琦、富弼、杨察等人多有提携。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更是对曾巩、王安石、三苏父子等一批文人大力荐引提携。这些都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宰辅对待文学,或以文辞之士自居,视文学为唱和酬赠、娱乐消遣的工具;或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与复古宗经;或重经义、轻文学,反对文学藻饰,轻视文辞之士。这三种态度的差异,主要源于对文学与经义、道德、吏能之关系认识的不同,也与时代背景的变化、文化风尚的转变、政治立场的差别有关。

三、主要特色和学术价值

本课题的主要特色是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从文史结合的角度,以担任宋代谏官、翰林学士、宰辅三种职事的文人为考察对象,研究如上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的互动关系,以期对宋代文学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认知。

以往囿于对文学本质和文学史内涵的认识,学界对于宋代文人与宋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往往限于个别文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个别文学流派(如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或个别社会角色(如宰相),而缺乏一种宏通的历史的视野。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文学本质和文学史相关问题的讨论趋于深入,宋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如关于宋代文学的地域和家族研究方兴未艾、引人瞩目;而相比之下,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的关系研究,由于目前的成果基本上局限在现象的描述和梳理的层面,所以从根本上说才刚刚起步。

基于以上考虑,本课题以宋代文人职事活动的考察为中心,在史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上,挖掘并重新审视原始资料,着重研究宋代文人社会活动主体的角色变化,探讨宋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发生及其过程中的一些特点,试图在历史文化学层面和文学社会学层面上有所突破。

 

项目批准号:08BZW046

项目名称: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最终成果名称:《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项目负责人:马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