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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古灵宝经研究一直是道教研究的重要课题。原因有三:

一,道教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作为研究基本材料的道教经书,往往时代和作者不明,这成为利用道经研究道教的最大障碍。在看似漫无头绪的道藏集成中,二、三十卷古灵宝经因为有相对明确的造作时代,因而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二,灵宝经的鲜明特点是吸收大量的佛教因素,乃至被认为是“佛道混和”的产物。源自中国本土的道教,如何处理与外来佛教的关系问题,哪些佛教因素被灵宝经所吸收,哪些又被灵宝经有意无意地拒绝,灵宝经对佛教因素的汲纳与扬弃,对于道教和佛教又各自产生了哪些影响。这都关涉到中古时期的本土文化如何取用和改造外来文化的重要论题。

三,灵宝经教和科仪对中古乃至现当代道教都有深刻的影响,位居三洞次席的洞玄部灵宝经,却成为在中古时期流传和行用最广的一个道经集成;灵宝斋仪则在宋以后得到加强,一直沿用到明清和近现代道教。甚至在当代道教科仪中,仍能看到对六朝灵宝经的尊奉和使用。

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使灵宝经长期以来受到道教学者的重视,成为国际道教学界的一个热点论题。本项目研究有充分而丰富的国际道教学界的学术积累,也正说明灵宝经的研究对于道教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简言之,灵宝经教和科仪具有贯通古今道教的重要价值,是深入了解中国道教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掌握了灵宝经教的特色,也就把握住中古道教经教化的主流趋向和现当代道教科仪的历史渊源所在。

 

二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在国际道教学界对灵宝经的研究已经名家辈出、成果众多的情况下,本项目还有能够哪些独到和创新之处?本项目的研究绝非重复和引述前人的论断,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建立灵宝经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框架。主要内容和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道教学界有关灵宝经研究的成果,做了系统而周密的梳理与评价,整理出了一份灵宝经研究的学术史。从1950年灵宝经被正式研究以来,日本、欧美学者对灵宝经研究的成果众多,名家辈出,但中国学者起初并未参与到灵宝经的研究中来。到1990年代,国际道教学界出现了大渊忍尔、柏夷和小林正美三位学者之间围绕灵宝经一些基本问题你来我往的论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国外学者之间争执不定的问题。但不止一位中国学者并未充分地研讨基本史料,就轻易地在论辨双方中选择了一方,而把另一方的意见彻底否定。梳理学术史的目的,一是为了全面透彻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二是为了搞清在发生论辨的问题上,各方学者的观点和意见是在怎样的逻辑思路下推衍而出的。只有真正了解其得出观点的依据与逻辑,才能通过比较各方的意见而做出相对合理的选择。换言之,只有充分梳理学术史,才能对前人研究中产生的争议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择善而从。这也是本项目研究展开的前提与基础所在。

第二,鉴于灵宝经研究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本项目的研究侧重于从重新解读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和关键材料做起,借助于历史学研讨史料的方法,目的在于为灵宝经研究建构起一个相对可靠而明晰的新平台,即最大限度地为基本而重要的材料提供相对清晰的定年,这是本项目与不同以往研究显著的一个不同。这方面主要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敦煌本“灵宝经目录”(P.2861.2+2256)是能够确定哪些灵宝经属于东晋末刘宋时期造作出来的“古灵宝经”的关键性材料。此前学界据以讨论的文本,主要是大渊忍尔提供的释读。但大渊氏的释读存在明显的句读和理解上的错误。本项目的研究突显了中国学者以历史学方法解读基本史料的优势。从文本句读到写本的定名,从文字的疏通到历史背景的探析,本项目对灵宝经研究的最基本材料提出了重要的释读意见。而这是以往研究中都没有做到的。

(2)本项目的重要进展是对这批灵宝经的定年意见做到了更进一步的细化。以往研究都是把二、三十卷古灵宝经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是因为前辈学者最初相信所有的古灵宝经都是由葛巢甫一人在东晋末年造作出来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近20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葛巢甫造作全部灵宝经的可能性。但一直没能给出合理且可信的论证,彼此的意见也总不能相互兼容。在陆修静时代,古灵宝经被分为“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两部分。按照传统的看法,“旧经”早于“新经”,“新经”都是为了进一步解释和阐发“旧经”所作。由于缺乏历史学的考察,此前学者只能把这二三十卷灵宝经大体界定在东晋末刘宋初,再加上先入为主地认为“旧经”必然早于“新经”,因此往往把一、两部灵宝经中的思想观念,当作全部灵宝经一致遵守的经教思想;看到“旧经”和“新经”中表面上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就都不假思索地认定是“新经”在进一步阐发“旧经”,这样就人为地泯除了各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忽视了灵宝经内部经教思想发展的前后关系,对很多有意义的线索视而不见。正是因为大多数学者抱持着对灵宝经这样的基本看法,使得灵宝经研究中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是在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根基之上展开的,很多都是凭学者个人的主观推测进行的讨论,很少能有切实可靠的讨论基础。这是灵宝经研究中争议较多却又难以达成统一意见的主要原因。

本项目通过灵宝经文本内容的内在关联性,大胆地提出了“新经”早于“旧经”作成,“新经”和“旧经”中又各自有先后之分。具体说,“新经”的主体部分,即7卷“行业新经”,是葛巢甫在东晋末年(400年左右)所作;而“新经”中的“教戒诀要”3卷,则是410年代葛氏道所作。420年刘宋的建立,成为“旧经”正式出世的历史契机;437年陆修静作《灵宝经目序》时,“旧经”还只有“出者三分”,即10卷出世;到471年陆修静作《三洞经书目录》,“旧经”已有21卷问世,还有15卷尚未问世,一直到北周末年再被全部作出。通过本项目的研究,目前可以知道哪些灵宝经是在哪个时间段中被作出的,这样就可以把这二三十卷灵宝经,分别系于这条时间线上,为深入理解古灵宝经的经教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相对清晰的时间坐标。对古灵宝经历史脉络的釐清,无疑会给古灵宝经的研究带来新的考察思路和理论指导。

第三,本项目重点研讨了古灵宝经的经教思想中一些重要概念,如“三洞说”、“业报轮回说”、“度人”与“度亡”、“戒行”与“戒止”等。这些论题有的是此前学者涉及到的,但他们是在把几十卷灵宝经作为一个整体、认定“旧经”早于“新经”的前提下展开的讨论。本项目研究在重新建构起灵宝经逐步造作出来的历史进程后,这些问题就有了考察其发展演变的新坐标;有些问题则是通过确立“新经”早于“旧经”这一前提才得以凸现出来。通过对这些论题的研讨,还可以进一步验证本项目所提出的“新经”早于“旧经”的结论。因此,古灵宝经的“新经”早于“旧经”,“新经”和“旧经”内部又有先后之分,并不仅仅是通过文本和文献上的考证得出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样的时间线索和经典先后关系之下考虑,古灵宝经经教思想发展的特点和演变情况,才能得到较为合情合理的解释。不是只有某一方面的思想脉络符合这一时间线索,而是出发点不同的几方面考察,都符合这条时间线索。因而本项目的基本结论,有文本考证和思想脉络这两方面的检验,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三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项目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也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道教研究具体论题本身的价值。一,切实地推进了古灵宝经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道教学界研究半个多世纪的重要论题,充分发挥中国学者阅读母语原始资料的优势,提出了带有根本性、颠覆性的合理意见。本项目的研究并没有为古灵宝经研究画上句号,在本项目所呈现的历史背景和时间脉络的基础上,今后还可从古灵宝经中发现和提炼出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论题来。

二,对这几十卷古灵宝经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研究其他中古时期道教经典集成,如上清经、正一法文经等的范例。基本思路可以归结为:运用历史学考察史料的方法检视基本的道经文献,运用宗教学考察思想脉络的方法重建经典之间的互相关联,以文本文献考证结合思想观念发展的脉络,为确定时代不明的道教经典的可能年代提出更具参考性的意见。

第二,对于中国的道教研究如何适应国际化的启示意义。道教研究本身是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学问,但目前的状况是,中国道教学者在按照学术规范与国际道教学界对话方面,还缺乏充分的经验和实践。本项目在如何搜罗、梳理、评价、选择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尝试。本项目的研究说明:中国学者如果能立足于自身的优势,再充分汲取国外学者研究的可取之处,完全可以做到“后出转精”的学术成果来。

第三,本项目对于历史学、宗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项目负责人:刘屹

项目批准号:12BZS025

项目名称: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 《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