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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中国丛报》与美国现代中国学之发肇”最终成果简介

 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十九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是近代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一方面,中西文化交流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中国热”之后,到十八世纪末进入了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但另一方面,这正是中西关系发生剧变的前夜,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高潮的酝酿时期。在这一中西文化关系格局迁变之际,十九世纪初第一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充当了重要的中西文化双向传递的媒介:他们一方面充当了中国第一批“看世界”知识分子认识西方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他们所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中英文书刊,及时地向西方提供了关于“中华帝国”的最新信息。1832年,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出版物之一。十九世纪上半叶,外人在华所创办的中英文刊物计有几十种,但《中国丛报》为当时同类刊物中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者。作为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以介绍、研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二十年间从语言、文化、政治、宗教、地理、商贸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被学术界视为“反映此段时期中外关系的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

 当然,《中国丛报》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全程“现场”报道的珍贵文献,还在于《中国丛报》本身实质性地参与到了中西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最初定型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丛报》在1832年至1851年创办期间,身处集“行商”与“外商”、天朝与“蛮夷”、朝贡与条约等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心的广州十三行夷馆区里,目睹、报道、甚至是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象征“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鸦片战争、五口开放、缔结条约、太平天国、西式教育、医疗、报刊的引进等等牵掣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事件。

 因此,本研究的重点和特点,都在于勾勒《中国丛报》所构建的在华外侨和本土舆论空间,对这一中西关系重大迁变的观察与干涉、及其对此后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高潮的酝酿作用;同时,本研究在梳理《中国丛报》二十年事实经纬的基础上,将重点考辩该刊在前近代时期中国本土与美国之间以文化心理为中心的相互认知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及其为日后逐步形成的美国中国学(汉学)的开创之功。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研究共计九章,按内容主题包含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勾勒中美文化交流初识和《中国丛报》创办始末的事实经纬,其中关于《丛报》编撰刊行等方面的分析,是笔者在花大心力编撰“《中国丛报》二十卷编年分期篇名目录(中、英文)”、从而对该刊内容有了全面把握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而关于创办和停刊风波的结论,则是建立在对主编裨治文和美部会之间通信、年度报告、私人日记等大量原始文献的阅读和分析之上得出的。

 第二部分,通过《丛报》这一舆论空间展现了广州开埠前后外侨群体的思想史片段。本部分选取在《丛报》上发生的两起最大的争论,即鸦片战争前夕关于鸦片贸易是否合法的争论和在华新教传教士在《圣经》汉译过程中所发生的“译名之争”这两起几乎将全体在华外侨卷入其中、并在西方本土国产生了重大反响的事件,来探讨《丛报》所建构的在华外侨舆论空间的形态、新闻渠道、分享模式,以及这一舆论空间对广州外侨群体的生活、合作乃至分歧中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丛报》现场报道“当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乃至参与其中的分析。这一部分主要集中于《丛报》以及两位主编裨治文和卫三畏在积极向西方报道鸦片战争和缔结条约中的作用;还有1850-1851年《丛报》在太平天国爆发之初的敏锐反应和即时报道、其后裨治文随美国公使访问天京后的观察和总结、以及卫三畏在修订《中国总论》之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思。这两起事件是《丛报》“参与”历史的集中体现,同时也为日后逐步成型的美国汉学奠定了“服务政治”和“现代性”的两大基调。

 第四部分,是探讨在向西方传递中国观和在晚清士大夫当中形塑西方尤其是“美理哥”形象的重要作用。《丛报》作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观察和讨论中国的最重要论坛,在二十年间不断描述、诠释和想象“真实的”中国的过程中,一方面担负起的向西方构建“当代”中国观、和在中国本土与欧美之间建立以文化心理为中心的相互认识的重要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丛报》通过以该刊为中心展开的与中国士大夫的交游、对林则徐译书译报活动的积极支持、以及裨治文自撰的中文美国史,为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看世界”书籍和晚清知识界的美国观的构建,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和继承脉络。

 第五部分,是关于《中国丛报》在西方汉学和美国汉学史上的定位。本部分从《丛报》与欧洲汉学界的互动、《丛报》与欧洲汉学的分野、《丛报》与早期英美汉学与日本学的伴生关系、以及裨治文、卫三畏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兴起这四个环节,系统勾勒和考辩了《丛报》作为“西方第一份中国学期刊”,在继承和批判早期欧洲汉学过程中,将西方现代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从传统“传教士汉学”引领向“现代性”和“学科化”的中国学(汉学)道路上的重要贡献。

 本研究另一项没有在成果主体部分显现、但非常重要的工作即“附录”部分长达近百页的 “《中国丛报》二十卷编年分期篇名目录(中、英文)”。这项工作是在将二十卷《丛报》逐篇细读的基础上,逐篇依据文章内容和相关文献,翻译篇目并考订文章作者,这其中包含大量专有名词的考订和还原。这项工作极其艰苦,但同时也为本研究主体部分的分析和写作提供了言之有物和可信的基础。

 本研究认为:对于《中国丛报》的文化价值和定位,我们至少需要从传教史、新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思想史、西方汉学史等多个方面来评价。

  一,从新教在华传教史而言,作为此段时期在华传教士唯一的消息与舆论载体,《丛报》不仅集中了当时几乎每一个传教士、每一个传教差会在华活动的信息,而且见证并参与了新教在华早期活动模式与格局的迁变。《丛报》的传教士群体,奠定了后来新教在华事工的三大基石和发展方向,即教育、出版和医疗。早期在华新教传教士在知识传播和福音传播之间的困惑和矛盾,是在现实和本土文化境遇下的自然选择,在这一点上,《丛报》为我们探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提供了依据。

 二,从新闻史的角度,一方面,《丛报》在构建舆论空间知识场、“直播”中国时事、参与历史事件几方面的积极表现和展现出来的新闻敏感性、即时性,加之其深受当时西方人感兴趣的东方话题;因此,和当时英国报禁未开、美国流行粗俗的“便士报”的情形相比,《丛报》以其专业和接受程度可谓是走在当时世界报刊业的前面。另一方面,《丛报》等早期西式报刊,对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报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从而刺激了文化思想的蜕变。其深远影响正是戈公振先生所谓之“中西文化融合之机大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

 三,从中外关系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一方面,《丛报》恰逢其时而身处十九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后这一中西文化关系格局迁变之中,作为近代中外关系的现场见证者与参与者,对此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彼此的外交政策都影响重大;另一方面,《丛报》也顺应时势担负起了在中国本土与欧美之间建立以文化心理为中心的相互认识的桥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双向传播文化的使命感,《丛报》在构建西方“当代”中国观、并实质性参与到中美外交关系初步定型的过程中,还与中国知识界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四,从汉学研究的角度而言,一方面,《丛报》在十九世纪美国现代中国学发轫之际,适时地为这批英美中国学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独特、宝贵的发展平台。《丛报》主编裨治文、卫三畏作为美国第一批汉学家,不仅开创了美国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汉学研究,还因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扮演的“福音传教士”、“中国问题专家”、“外交家”等多重角色,而赋予了美国汉学“当代性”、“互动性”、“传播性”、以及服务政治的诸多特点。另一方面,《丛报》作为“西方第一份中国学期刊”,在整理和批判早期欧洲“耶稣会士汉学”过程中,继承并推进了欧洲传统汉学尤其是法国汉学的研究。在将西方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从传统“传教士汉学”引领向“现代性”和“学科化”的中国学道路上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可以说目前学术界对《丛报》的关注和研究还远未彰显其价值。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本研究属于国内外首次关于《中国丛报》的全面研究。国内外学界虽然都认识到了《丛报》对于特定时期中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价值,但一方面,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有关于《丛报》的专门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也有诸多需要厘清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外目前尚无系统梳理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现代中国学(汉学)兴起、和与欧洲传统汉学分野转型的专门研究。本研究以《丛报》作为“西方第一份中国学期刊”及其在中美文化初识上的角色,来探讨《丛报》在中西文化交流、西方的中国观的形成、以及对美国现代中国学(汉学)之发肇的重要作用,故在选题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和学术价值。

 其二,本研究依据原典实证的观念和方法,通过对《丛报》所记录的丰富的“现场”资料的整理,例如西方人关于“鸦片贸易”的争论、条约缔结前后中外彼此观感变化的细节、“马礼逊号”的日本之旅、关于“God”译名的争论、当时中国士大夫与西方人的交游等问题,根据第一手的素材,在历史表述和理论阐述方面均做出了有价值的史实的修补,推动了原有的研究。

 其三,从方法论而言,本研究是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关照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是在原典实证、源流考辩的基础上,从宗教学、新闻学、汉学、思想史等多个学科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丛报》在建构在华外侨舆论空间、斡旋条约、塑造西方中国观与晚清美国观、开创美国汉学等方面的意义,属于典型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这一研究个案和视域,或可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其四,本研究在通读《丛报》二十卷232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研究者曾两度赴美查找传教差会报告、通讯、传教士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撰了“分期篇名目录(中、英文)”、“《丛报》撰稿者一览表”等附录,对后来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项目组成员:尹文涓

 项目批准号:11FWW007

 项目名称:《中国丛报》与美国现代中国学之发肇

 最终成果名称:《中国丛报》研究:兼论美国汉学之发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