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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西晋复古改制及其对4-6世纪的影响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从曹魏末年到西晋前期,司马氏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古改制。改制内容从横向分类看,官制、法律与礼仪是主要方面,此外还涉及到兵制、租税制、学校制度乃至后宫制度等多个方面。官制改革包括职官和爵制,而爵制中的王国分封制度(以及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在改制全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有必要将它从官制中撷取出来,单独列作一类。在汉末以来的复古思潮中,“恢复五等”是首要问题。与之对应的并非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而是重新建立如西周一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理想格局。晋武帝受禅以后,对“恢复五等”的持续探索正以树建同姓以巩卫帝室为主要目的,其“必建五等”的实践则主要体现在对分封制与相应都督制的重大改造和创新。新“五等”制的建立和演变,晋武帝实施此制的目的和曲折过程,以及从中反映出的时代背景和皇权形态,正是本研究的关注焦点所在。

司马氏复古改制是贯彻儒家思想并结合现实政治,对汉魏之制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整理与创新工作。经过司马氏复古和改造的分封制、官制、法律和礼仪等制度,及其运作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被4-6世纪的各王朝所继承,并间接成为隋唐之制的源头。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即在汉唐政治和制度变迁的视野中,西晋复古改制应当被赋予怎样的地位?学界目前的研究对此问题的考虑和探讨,毋宁说是相当不足的。本研究从司马氏复古改制的“龙头”问题出发,希望日后进一步聚焦其他方面,对此问题展开持续、深刻的探讨。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研究主体部分分为上下编,共六章,由六篇文章组成。上编四篇文章结合政治史、制度史,试图将晋武帝“必建五等”的隐晦、曲折的历程揭示出来,并将其放在时代背景下加以探讨。下篇两篇文章是相关的历史地理考证,是上编在制度史上得以突破的基础工作。

第一章《羊祜与齐王攸——西晋前期政治史引论》,为主体论述部分作铺垫。徐高阮先生的名作《山涛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年)认为,泰始初到咸宁中,贾充一方与裴秀、羊祜一方围绕中枢执政权展开了博弈,山涛是站在背后支持羊祜的长老。此后研究者纷纷对西晋初期党争展开分析,各抒己见。但对贾充、山涛、羊祜与齐王攸这几个关键人物,现有的研究中尚未在整体上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联系。本章通过仔细爬梳史料,发现了可将齐王攸与羊祜联系起来的蛛丝马迹,居中的人物正是山涛,由此可将四个人物两两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第二章关于齐王攸就国风波的研究就可以在跳出“夺嫡说”(详后)的情况下,将其追溯到泰始年间和咸宁初期。

第二章《齐王攸就国考论——晋武帝“必建五等”的历程之一》是对太康三年(282年)发生的齐王攸就国风波的新诠释,揭示出隐藏在政治斗争下的晋武帝的个人意志和深层次的时代背景。

齐王攸作为晋武帝的同母弟,自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来一般被认为是试图威胁司马衷储位的人物,武帝逼迫齐王攸就国一事亦被解释成拥右太子与谋废太子的朋党之争。此即为齐王攸“夺嫡说”。安田二郎《西晋朝初期政治史試論》、《西晋武帝好色考》等文章(并见《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深入剖析了武帝与齐王攸的对立关系以及身处其间的贾充的复杂立场,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齐王攸与魏晋政治变局考论》(《国学研究》第2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全面探讨了“齐王攸与晋武帝两人之间缠绕一生的竞争关系”,皆对西晋政治史作出重要贡献,但究其思路,仍以齐王攸“夺嫡”作为一个先入的观点。

本章指出,自泰始分封到咸宁三年(277年)改制,再到太康三年遣齐王攸就国,晋武帝树建同姓以行周制五等之实的思路与决心历历可考。咸宁三年对王国和都督制度的重大改造,是晋武帝建立“五等”的开端和关键一步。齐王攸就国事件只有置于该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够不被“夺嫡”表象所掩盖,从而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第三章《太康十年分封与杨骏的兴灭——晋武帝“必建五等”的历程之二》延续上章思路,重点分析了太康十年(289年)的分封,并在“必建五等”的背景下分析外戚杨氏的兴灭过程。

太康十年末,武帝设立食邑510万的“超级王国”,用以分封诸皇子,并以成年皇子分督雍、荆、扬州,形成拱卫洛阳之势。这是其五等之制的进一步发展。对太康十年的制度,历来的研究显得比较粗疏,疑惑点颇多。唯对于从咸宁三年到太康十年改封、分封的“亲亲”倾向,安田二郎、仇鹿鸣做过系统的揭示(安田二郎《西晋朝初期政治史試論》、《西晋武帝好色考》;仇鹿鸣《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本章仔细梳理太康分封的制度详情,试图描绘出当时分封和都督相结合的全景和其格局的巧妙之处,并以此观察武帝为振作皇权、维系惠帝和太孙储位,而改造制度、贯彻个人意志的过程。

太康分封与杨骏专权缠绕在一起。关于外戚杨氏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晋武帝立储”而展开。因为《晋书》的混乱记载,各家对杨氏崛起过程的解释往往基于错误史实而展开。田中一輝《西晉の東宮と外戚楊氏》(《東洋史研究》68-3,2009年)考辨较为细致,但亦有若干重要地方需要商榷。至于杨骏辅政期间的作为以及贾后诛灭杨骏的过程,各家仅限于叙述史实,未做深入发掘。本章以东宫控制权为线索,清晰地勾勒出杨氏崛起的经过;同时结合晋武帝“必建五等”的意志,使太康分封和杨骏专权这二者相互发明。

第四章《晋武帝“罢五等之制”解》,辨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置罢情形,指出晋武帝“罢五等之制”实际是针对异姓,是其“必建五等”的一环。

对于《晋书·地理志》总序所记晋武帝“罢五等之制”一事,历来的研究不得其解。笔者在王安泰、姚乐等研究的基础上(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花木兰出版社,2009年;姚乐《〈晋书·地理志〉县级封国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7-22012年),对所谓罢五等之制”从制度层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判明此举和咸宁三年改制同时,是晋武帝强固同姓、削弱异姓的举措。这从侧面印证了晋武帝“必建五等”的决心。

下编第五章《〈太康地记〉考》、第六章《〈晋书·地理志〉小注“侯国”解》是立足于分封制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而对西晋历史地理展开的研究,并希望藉助历史地理的研究来厘清分封和五等爵的制度本身。

官修《晋书·地理志》或许是正史地志中最糟糕的一种,历来饱受诟病。西晋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也是相当薄弱的。学者在考校西晋地理因革时,常常征引《太康地记》的佚文以驳《晋志》。笔者在《〈太康地记〉考》指出,东晋初王隐《晋书·地道记》(已佚,佚文见于刘宋以后各类书籍,《魏书·地形志》充分利用了此志。)以太康三年断限,所记西晋沿革异常准确。《太康地记》不仅成书在后,且只有模糊的断限区间——太康三年到十年。此项研究是从晋武帝时期因分封变动而引发的北海、东莞两郡的置废来展开的,是利用封爵制促进政区研究。

《〈晋书·地理志〉小注“侯国”解》一文指出,官修《晋书·地理志》中各县之下所有注明“侯国”的小注,居然是唐初史臣在参考《续汉书·郡国志》时误袭了相关小注。这一点对判断西晋爵制序列中县级列侯的存在与否具有关键的意义。此文又以“侯国”小注为切入点,比较《晋书·地理志》各州的体例与风格,判明该志实由多人分工撰写,总撰者把关不严,故而出现各州体例不一、详略悬殊的情况。这是对《晋志》的总体性把握。

附录包括附表和参考文献。所附三表分别是泰始元年、咸宁三年和太康十年的王国分封形势。附表之后是有关西晋王国资料的汇编,以及相关考证,这是制作附表的依据。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

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深了对汉晋复古思潮和司马氏复古改制以及魏晋时代特质的理解。作为复古思潮和复古改制最首要环节,所谓“恢复五等”历来受到重视。然而学界更关注的只是表面看起来复古意味更明显的魏末晋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晋武帝树建宗藩、改造都督制以行周制“五等”之实的一面反倒受到忽略。对后者的研究几乎都是从王国制度、都督制度本身及其与“八王之乱”的关联出发,未能将它放置在复古思潮和复古改制的大背景之下去观察。本研究指出,自泰始分封到咸宁三年改制,再到太康三年遣齐王攸就国,最终于太康十年增设“超级王国”用以分封皇子,并以成年皇子分督要州,晋武帝树建同姓以行周制五等之实的思路与决心历历可考。武帝的“必建五等”既体现了儒家理想的深刻影响,又表现出与士族抗争、振作皇权的强烈的个人意志。通过对武帝的“必建五等”历程的细致解析,可以动态地把握魏晋的复古思潮和时代特质,丰富和深刻了复古改制的内涵。

第二,对西晋政治史的研究有较大的推进。一方面,羊祜和贾充之争、齐王攸就国事件、杨骏专权经过等政治史的内容,在本研究中被放置在晋武帝探索和实践“五等”的历程中去观察,由此避免了浮于表面的从党争出发的陈旧解说的套路,各事件能够得到更深刻的诠释。另一方面,本研究中有关政治史的论述,建立在对史料的精细梳理和对制度的严谨考证之上,故而基础坚实,其可靠性较以往的研究有显著的提升。

第三,本研究将政治、制度史与历史地理的研究相结合,互相推动,可以促进西晋历史地理的研究。《〈太康地记〉考》、《〈晋书·地理志〉小注“侯国”解》都是对研究西晋政区沿革的最基本文献所进行的总体性把握,对日后的相关研究应该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

 

 项目负责人:顾江龙

 项目批准号12CZS016

 项目名称:西晋复古改制及其对4-6世纪的影响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必建五等”:西晋复古改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