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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主义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日本的亚洲主义萌芽于幕末,以亚洲各国“连带”(联合)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相标榜,其实是以维护日本利益为核心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连带”发展为亚洲主义理论。亚洲主义内容庞杂,以东西方文化、人种差异为前提,以东亚共同抵抗欧美列强为旗号,要求亚洲邻国服从日本的“领导”,实现其统治亚洲的最终目标。在中日战争时期亚洲主义演变为不同“兴亚”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论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中日“联合”、“合作”的必要性,建议日本政府重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将中国的对日抗战引向与日合作,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自1985年中国抗日战争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以后, 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抗战时期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然而,通观三十多年来国内的学术成果,主要侧重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对于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配合侵略政策的理论研究很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于了解日本错误历史观存在的原因及影响,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项目研究在对亚洲主义起源、概念、范围、特征等进行准确界定的的基础上,对中日战争时期亚洲主义的演进发展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与剖析,对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的内容、特征以及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等做了深入探讨,厘清了侵略理论与日本对外侵略政策、侵略战争的关系,并指出这些侵略理论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对日本人历史认识的影响,弥补了目前学术界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不足。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概况了前近代中日交流的起源、特点、影响等,指出中日交流对日本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本自古代起就善于吸收、汲取先进文明,由于中日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交流以单向为主,即主要是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当然,日本对中国文化并非一味照搬,而是善于做必要的改变与选择,以适合自身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文化、艺术、制度传到日本后,具有明显的日式痕迹。随着日本列岛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进步,日本对中国及其东亚邻国看法发生了变化,对自身评价提高。日本从东汉末年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中央政权下的册封体系,到隋朝时期追求对等外交,再到丰臣秀吉时代“大日本”的构想,对中国经历了从崇敬、仰视到对等的演变,反映了日本不甘居于中国之下,试图在学习的基础上超越中国的志向,是日本民族崇尚强者的心理特质的体现。当然,前近代中日两国存在着实力上的差距,日本尚无法改变东亚以中国为核心的格局。

 第二,揭示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产生的原因、目标及本质。幕末日本在西方列强压力下,被迫“开港”。“开港”后的日本,在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与关系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脱亚”与“兴亚”。中国学术界对“脱亚”的研究比较充分,对“兴亚”论则研究不足。日本最初的“兴亚”观以“连带”这样带有强烈家族意识的词语来表示,明显带有以日本为为亚洲各国盟主的企图。这里,把用于血缘、邻里间的“连带”扩大到东亚地区国与国的关系,以东亚“领袖”身份,确立日本的霸主地位。早期亚洲主义这种居高临下的“连带”,一旦为政府采用,就很容易走向国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处于萌芽阶段的亚洲主义,主要通过成立“兴亚”团体、创办刊物等方式进行传播的。19世纪末的“振亚社”、“兴亚会”、“东亚同文会”等,都是打着振兴亚洲、对抗西方的旗号,到中国开设学校或贸易机构,从事刺探情报、培养人才等活动,协助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早期的亚洲主义是以民间团体的方式存在的,但是,其活动得到了日本外务省、文部省的支持和资助,与政府有诸多联系。当然,早期亚洲主义者中有真心支持中国革命的,如: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但这不是主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亚洲主义发展成熟,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是亚洲主义理论的代表之作。应该说,打着“兴亚”旗号的亚洲主义比赤裸裸的“脱亚”更有欺骗性。

 第三,分析了亚洲主义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演进过程、主要流派、观点和影响。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打着“兴亚”旗号的“联合”、“协同”旗号,为征服中国提供支持的理论很多,最著名的是: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一时期,日本的亚洲主义正式从民间走向了官方。东亚联盟论由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东亚联盟就是在王道主义指导下,实现中日“满”的“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最终战胜西方文明创造。1939年10月,日本东京组织东亚联盟协会,发行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由此开始。汪精卫以东亚联盟作为投递叛国的理论基础,1941年2月,在南京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精卫任会长,发行机关刊物《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月刊,在沦陷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东亚联盟运动,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呼应。东亚协同体论是由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卢沟桥事变后提出的,东亚协同体论内容庞杂,概而言之,就是建立以中日协同经济体制为核心、以文化提携为纽带、以地域合作为基本框架的“东亚协同体”,实现中日两国“民族协同”“经济合作”,进而达到东亚各国“共存共荣”、携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昭和研究会的目的,是以东亚协同体来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把中国对日抗战引向与日本“合作”,早日从长期战争的泥沼中拔出脚来。1940年10月12日,日本大政翼赞会成立后,昭和研究会解散,其骨干投入到大政翼赞运动中,为日本建立法西斯体制贡献“智慧”。“大东亚共荣圈论” 最早由陆军省军务局岩畔豪中佐和参谋本部的堀场一雄少佐提出的,而公开将“大东亚共荣圈”表述为国策的是外相松冈洋右。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东亚共荣圈”进入实施阶段。大东亚共荣圈与上述两种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相比较,其理论阐述明显不足,其价值在于直接行动,成为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论适应了日本急需扩大经济资源的需要。与其说是理论,更不如说它就是直接的、赤裸裸的经济掠夺政策。

 第四,比较分析中日战争时期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的异同与目的。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出现的各种“兴亚”论,继承了近代亚洲主义的种族对立、东西方文明冲突、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等基本理念,目的以使日本早日摆脱长期战争泥沼。这些理论都提出了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文化沟通等主张,来消除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结束中日战争。由于提出这些理论的人物、社会地位的不同,其对“兴亚”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东亚联盟注重经济的作用,阐述建立日本“领导”下的东亚统制经济体制,发挥综合经济优势对于早日结束中日战争、未来战胜西方文明的作用。就是说,国防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实力,一切都无从谈起。东亚协同体论则重视文化在中日协同中的作用。认为在中日战争的形势下,更要加强中日两国的文化沟通,共同创造适合“协同体”的新文化。东亚协同体论认为,战争中拥有精锐武器、掌握先进科技固然重要,但是,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征服中国,不是单纯的武力进攻,要获得中国的民心,让中国人从心底里敬佩日本、服从日本“领导”,文化是根本的、最终起作用的因素。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亲善,比政治、军事、经济都重要,文化可以对人的思维方式、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人的行动。通过文化协同,培植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和敬佩,放弃对日抗战。大东亚共荣圈论是有军人提出的,很快化作日本的对外政策,与前两者相比,其理论阐述明显不足,解决日本资源不足的意图非常明显。

 第五,中日战争时期,作为亚洲主义演变的各种“兴亚”论,都从智力上协助持了对外侵略,但是,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下,这些侵略理论没有受到清算,并影响着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阻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代表盟国实行对日占领,东亚联盟、大政翼赞会等右翼组织被解散,发动战争的罪犯受到审判,大东亚战争史观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批判。由于战后国际形势剧变,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经历了从改革到扶植的变化,以“智力”协助战争的相关责任者并没有受到彻底惩罚,东亚联盟论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没有被起诉,东亚协同体论的骨干很快复出。在美国的纵容、包庇下,日本右翼团体在1950年代恢复到540个。随着1980年代起,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要做“正常国家”的目标,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兴起,否定侵略战争成为其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工具,中日战争时期的“兴亚”论,成为其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理论依据。

 总之,研究中日战争时期亚洲主义理论的演变及其作用,对于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深入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有学术价值,对于汲取历史教训,发展中日关系,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侵略理论及其影响,是学术界研究的十分薄弱环节。抗日战争史成为国内历史学界的“显学”已有三十余载。然而,学界关注点仍然在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侵略理论是日本发动战争的理论支撑,为日本要彻底征服中国服务,应该是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学术界成果了了。本课题研究可以弥补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不足,拓展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剖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深层次原因。

 项目负责人利用到工作、研究的机会,到防卫省战史资料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等地查阅资料,取得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与日本相关学者进行直接交流和讨论,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起点和广阔的视野。本成果资料丰富、论从史出,观点鲜明。对于大学生、研究生学习国际关系史、抗日战争史、中国近现代史有一定的帮助,可以作为大学生、研究生的参考书目使用。成果对亚洲主义的梳理及其分析,对全面了解日本、有关部门制定对日政策,也可以提供参考与借鉴。

 

项目负责人:史桂芳

项目批准号:12BSS007

项目名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主义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主义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