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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日本‘东洋史学’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多重视阈下日本“东洋史学”的生成与变异

日本“东洋史学”,是日本近代史学体系中与“西洋史学”相对应的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在方法论层面,乃是近代日本为了确立“自我”(自身在亚洲乃至世界(史)之位置),而以“东洋(中国)”和“近代”为方法的、一种学术方式和路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目的。因此,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与日本近代以来的东亚(亚洲)策略的演进密切相关,曾沦为日本近代“东亚新秩序”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变异形态,至今也仍是日本各色东亚(亚洲)战略与论述的思想资源与学术支撑。

日本“东洋史学”就其内容而言:洋洋大观,关涉多个学科与领域;其成果累计如山,涉足该领域的学者则不计其数:有所创建者少上百,从事相关研究者逾千;该研究时间跨度大,上下横亘三个世纪。而受制于当下狭隘学科的分野,国内外对于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大多“横看成岭侧成峰”,难以获得整体而内在的把握:即当下研究过多地侧重对其研究方法和史学论点的考察,即便指出其背后的国家意志的因素也多以“国家主义”一言以蔽之,往往缺乏整体统摄的视角和方法,缺乏历史性还原和过程考察,缺乏以方法论的立场将其主体的观念、方法和目的放在一个整体中研究其内在的生成与变异的学术经验。

故,本课题拟采用限定时段、点面结合的研究方式,采用多个视角,从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视阈出发,尝试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和日本中国学的多重立场之下,力图对日本“东洋史学”的发生语境、形成过程及构成特色进行一次尝试性、整体性的说明和描述其变异(学术沦为成为“帝国学知”)的过程同时,也对日本“东洋史学”领域内的典型学者之史学观念和方法论做出比照性分析和研讨。

一、历史哲学的立场之下的日本“东洋史学”

历史哲学的立场,就要求我们要重视作为发现者、理解者抑或是陈述者的历史学家本身(研究主体),重视分析和考察他们自身的内在情感、立场、世界观,以及其理解、描述历史的方式和方法。

具体而言,在本课题中,就要求必然要求本课题要分析和研讨以下问题:日本“东洋史学”作为一种学术机制内在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在特定史学观念前提下日本东洋史学者(研究主体)的“东洋史”研究的目的和叙述方式。

在历史哲学的立场上,我们注意到日本“东洋史学”形成的历史语境,正是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和欧化思想文化并起之际,而近代民族主义自身的复杂性(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也决定着以下的事实:“西化”以及反“西化”潮流之间的斗争与消长就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化史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其背后则也暗含日本如何处理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东洋)历史和现实关系之问题。

日本“东洋史学”的形成,正是以上述思想浪潮为文化语境和思想前提的,并在上述思潮冲击中呈现并展开着自身的命运。在西方近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以甲午海战为现实背景,日本学者借由欧洲近代学术的观念与方法,经由完成近代的“东洋”概念之转换,进而在中学历史学科创建“东洋史”学科,并最终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术教育机构设置“东洋史”讲座及学科方向,由此,日本的“东洋史学”学术体系得以最终完成,并和日本近代的其他学术思想和学科体制一并,从不同层面构建起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学术的、思想的近代日本。

此外,虽然日本“东洋史学”对于中国、东亚和亚洲乃至世界有着不同的描述和叙述,仅从汉族与少数民、从周边与中原王朝关系的视角上,就出现了众多有影响力的东洋史叙事方法和模型,比如有白鸟库吉的“南北双元论”,津田左右吉的“日本文化独特论”,内藤湖南的 “解毒学说”,矢野仁一的“满蒙非中国论”,宫崎市定的“朴素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等。而其丰富的历史叙事策略背后则是日本“东洋史学”内在的“西方的近代性”和“日本的民族主义”的统一。

要言之,近代日本在思想启蒙、文明开化同时,也涌现出各种近代的民族主义意识,两者又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日本“东洋史学”以及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并最终推动日本走向“近代的超克”与对亚洲殖民扩张之路。且以历史学发展的事实观之,日本“东洋史学”整体变异、顺应、配合日本对外的殖民主义扩张,也正说明了日本“东洋史学”在历史哲学层面的堕落和失败。

二、史学方法论视阈中的日本“东洋史学”。

一般而言,历史方法论抑或史学方法论则包括了一定的历史观念和一定的研究方法和路径的有机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和反映论的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与历史认识论实则相通,甚而可以认为是同一件事。即 “史学方法论”就是“历史认知论”。

历史方法论/史学方法论视野的确立,无疑会深化我们对于日本“东洋史学”的发生过程、历史研究过程的观察和分析,也会促使我们对日本“东洋史学”研究者的主体性予以必要的关注;并且,有助于我们对于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的观念前提和研究方法、立场选择和叙述策略、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的考察和把握,特别有助于我们对于日本“东洋史学”思想史脉络整体性的辨析,在区别“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同时,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特质。

具体而言,本课题重点观察和分析了日本“东洋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内在思想脉络,通过典型案例——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等代表性学者的东洋史研究——展示其史学研究过程中呈现和隐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等问题。即,站在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视野之下,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上述四位学者相似的情感路径和学理方法:即在“脱亚”和“亚洲主义”两大思潮之下,借助近代的科学方法(实证主义、文献批判、比较研究)和近代性价值(先进、文明),选择叙述“东洋史”的方法和视角,去面对和处理与欧洲和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并借此确立日本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换言之,在史学方法论的视角下,观察和审视日本“东洋史学”的思想易变 ,或会发现,“东洋”/“中国”的落后和野蛮也罢,“西洋”的文明和理性也罢,日本“东洋史学”的目的和归依始终是“为了日本”,其背后的民族主义情感与立场迫使“西洋”的“近代性”和“东洋”的“停滞”一样,沦为近代日本的“优秀论”——成长为世界现代文化之“明珠”——的背影和途径。而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易变之中,日本的“东洋史学”最终成为了给日本对外殖民提供“合法”、“合情”、“合理”的“帝国学知”的生产者和侵略工具。

三、日本近代中国学视域中的“东洋史学”

中日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在日本思想文化界,很早就出现了以中国历史和文学、文化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思想和学问。这一独特的学问和思想体系,一般而言,在古代日本被称之为“汉学”,,在近代日本被称之为“中国学”。

日本近代学术史上形成的“东洋史学”,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东洋史学”是日本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就构成了日本中国学最主要的内容。

具体而言,日本“东洋史学”不仅在教育、学科、学术和思想等各个层面构建着“日本中国学”事态和时态,而且,无论在哪个维度和层面上,日本的“东洋史学”都对我国近代的史学和人文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促使我国史学研究者在学理和历史事实等多个层面与之展开理性的批判和对话。

在学术的本质上,19世纪诞生、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东洋史学”是以西方的近代科学为依托,对历史上和现实中日本与“东亚”和“亚洲”之关系的重构,意味着日本学术界对“东亚”“亚洲”尤其是对“中国”之历史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是近代日本作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寻找自身价值和精神皈依、建构近代日本民族话语体系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其脉络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民主党派上台执政后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因此,站在日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接受与变异的立场上,尤其作为一名中国学者,面对作为“变异复合体”的“东洋史学”,有必要对其研究进行再研究,关注东洋史学研究者不同的历史叙述及其历史认识,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我们应该把握日本“中国学”/“东洋史学”所具有的双重性品格,即:一,应系统把握和理解日本东洋史学的学术谱系及其相应业绩;二,应揭示和分析日本东洋史学在20世纪日本对外殖民活动中的作用和位置,理性地研究其“国家主义品格”的属性和整体性变异状态,并总结和提升国内学界对于21世纪日本学术研究的启示。

四、小结

在上述多重的研究视阈中,二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的形成和及其变异的过程,呈现出这一近代学问体系的整体性和多重性品格。其内在的“近代思想”和“民族主义”之两条主线更为清晰地为我们所认知与把握。而其内在矛盾性和研究者主体性的缺失,最终促使日本“东洋史学”与日本国家主义的全面合作以及其在学术层面的整体变异。

二战后,日本“东洋史学”在认知论和知识论层面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宣告“失败”,但其不仅作为学制和学问体系在教育体制和学术思想界得以留存,更为重要的是,其内在的以“日本”为目的,以“中国”/“东洋”为手段的方法论(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史学思想界曾再次以“近代化”的立场证明日本的特殊与优越),也被日本史学思想界当作历史的“遗产”所部分地继承和肯定。至今仍回响在新世纪日本各色“东亚”“亚洲”和“世界”的论述和策略之中。

 

项目负责人:王广生

项目批准号:14CSS018

项目名称:日本“东洋史学”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日本“东洋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