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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所谓传统文化教育资源,是指传统文化中的教育资源,或者说是传统教育中的资源,而不是传统文化教育的资源。具体地说,就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和传递、穿越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筛选和过滤、从过去一直延传到现在、在我们现代教育中依然具有生命力、表现中华民族教育自我和特色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极其繁富庞杂,难以穷尽,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不同的分类。本研究根据一个传统中国人在一生的成长过程中、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所经历的教育过程,重点分析了传统家庭教育的智慧、传统启蒙教育的经验、传统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传统社会教育的启示、科举制度对传统教育的影响,以及古代教师在传统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搞清楚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构成要素,以及各个要素的演化轨迹、本质特征和开发价值。在此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多途径、多方位的有效开发,以便在现代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教育中充分利用。它的意义在于,通过以上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其成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教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兹事体大,本研究最终结项成果《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以下简称“本书”)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着眼于从传统中开发资源、到历史中寻求智慧,着力揭示该主题的本质特征和当代价值。在阐释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分别论述了传统家庭教育的智慧、传统启蒙教育的经验、传统书院教育的现代价值、传统社会教育的启示、科举制度对传统教育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教师的风范。所有论述均以“智慧”“经验”“现代价值”“启示”“影响”和“风范”为指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对策建议)

本书的框架逻辑是:一个人从降生开始,即沐浴着家风的熏染,接受父母长辈家训的教诫;六七岁时,则走进家塾、私塾和义塾,接受启蒙教育。如果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子弟天赋优越,则要进入府州县学乃至国子监学习,接受读经教育,为科举考试做准备。通过一级又一级的科举考试,走上为官之路,在任期间和致仕之后,往往成为一个地方的官长或者乡绅,成为该地区社会教育的主体,而教师则是各个阶段教育的主导者。

本书由“导论”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智慧”“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经验”“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社会教育的启示”“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中国古代教师的风范”六章组成。

(一)导论: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要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而要明白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本书认为,葛兆光教授根据伊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的观点,针对“文明”说“文化”,说清楚了“文化”的本质。据此,文化就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一所学校)面对外来的挑战时,依据自身的资源,所做出的一种独特性、创造性智慧的应战。“文化”就是使各个民族表现出差异性的那些要素,它显示的是一个群体的自我和特色,表明的是一个群体的独特性。

说到传统,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现在的对立物,而把它等同于古代或过去。实际上,传统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指从过去一直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它并不是指过去、古代这样的时间段,而强调的是传承、延续这样的过程。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作为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如果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看来,任何一种传统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代人、需要经过其中的两次延传,才能成为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对立物不是现在,而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东西,或者说是时尚。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由我们祖先所创造(即“中国”)、经过一代又一代先民接力传递、穿越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筛选和过滤、从过去一直延传到现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依然具有生命力(即“传统”)、表现我们民族自我和特色(即“文化”)的那些东西。

(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智慧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具自主性和充满活力且无所不能的组织。有人说中国的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有人说它是一个微型的邦国。正因为如此,历代中国人都极为注重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虽然是一个近代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按照家庭教育的定义及本质特征,传统社会中家风的熏陶、家训的规诫、家学的教育,都可以纳入家庭教育的范畴。

家训是父祖长辈对子孙后代的训教,是前者为后者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一种针对性强、目的明确的道德约束,甚至具有一定的法律的效力。家风则是一个家庭的风气和风习、习性和习气,它表现的是一个家庭的独特性,反映的是特定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另一方面,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时期历史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家人共同生活的结晶。或者说,家风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家风的形成,有赖于家训;家风是父祖长辈长时间言传身教,引导、约束、督责、惩戒的结果,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训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科书或教学活动,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另一方面,家风一旦形成,也就转化为了教化的资源,并且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意义。无论是家训还是家风,对于家中子弟都具有切近的教育意义,不过,家训可以立即实现,而家风的形成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家训表现为显性的耳提面命,而家风表现为隐性的耳濡目染。“家学”除了是家庭或家族兴办的学校之外,还用来指家人之间传习的学问和技能。启蒙教育的学塾私塾、家塾、义塾之中,家塾就是典型的家庭兴办的学校,而中国第一个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东家书堂,也出于陈氏家族。

中国传统家训的发展脉络或逻辑是:先秦时期的家训,如周公训伯禽、敬姜教诫其子公父文伯不能好逸恶劳、楚子发母教子、田稷母教子修身洁行、孔子教导孔鲤要学诗学礼、孟母断机教子等,无一例外地都是一时的口头说教,没有落实在文字上,属于训诫活动的家训。两汉时期,出现了以家书为主要形式的文献形式的家训,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张奂的《诫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司马徽的《诫子书》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与先秦时期训诫活动的家训一样,这些都是非规范性家训。所谓非规范性家训,是针对一人、一时、一事的训教,它具有针对性强、内容具体、目的明确的特点。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了针对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族的世世代代的规范性家训,如王肃的《家诫》、王昶的《家诫》、嵇康的《家诫》、李秉的《家诫》、杨椿的《诫子孙》、魏收的《枕中篇》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更是一部家训专书,被视为“家训之祖”。从宋代开始,传统家训开始了社会化的进程。所谓家训的社会化,是指家训走出了一家一族的范围,即不再是由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制定,不再针对有血亲或婚姻关系的家族成员,不再只是对家族成员有意义和约束力,而成了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成了所有社会成员依循、遵守的共同准则。传统家训的内容虽然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核心内容无外乎以修身立德处理好各种关系,以读书兴教确保家族发展的后劲,以勤俭治家来保证家用不至于匮乏。归纳起来说,就是做人、读书、治家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有同一个指向,这就是保家亢宗。传统家训在旧时起到了联宗收族、克振家声的作用,它所强调的教子婴孩、及早施教,不可偏宠、不可严苛、以身作则、以己示范的教育智慧,尤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三)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经验

传统启蒙教育,也称之为“蒙学”;相对于大学而言,也被称之为“小学”。按照朱熹的说法,所谓小学“只是教之以事”。这里所说的“事”,是指孝弟忠信、事亲敬长、洒扫应对进退。归结到一点,就是儿童日常生活的规范。朱熹认为,一个接受启蒙教育的儿童,只要依照规范,哪怕是依样画葫芦地把事亲敬长、待人接物的具体事宜掌握了,就能养成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就模铸了一个“圣贤”的坯璞,也就完成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蒙学以及作为核心内容的蒙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个时代,为什么而教学、教或学些什么以及怎样教学,往往是这一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通过蒙学这扇窗口,我们就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

我国传统启蒙教育在起步之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都集中于识字教育。可以说,在隋唐以前,启蒙教育毫不旁骛地专心做着一件事,那就是识字。从唐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科举时代。要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高奏凯歌,就必须具备杜林所说的“中国式的博学”,或者韦伯所谓的中国“文人的修养”。这包括熟读乃至背诵《四书》《五经》全文,通晓历史,擅长写作策论,能作诗填词。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员,必须知识渊博,做事干练,具备全方位的素养,只有博识多知,才能“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这导致了隋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蒙书,以教学识字、历史、诗歌、经学、性理、天文、算学等各种知识为主要内容。元明清时期,受朱熹“只是教之以事”的影响,启蒙教育注重道德教育,特别是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整体来看,识字教育、知识教育、道德伦理教育,可以看作是传统启蒙教育的基本演进轨迹和内在发展理路。

传统启蒙教育中值得阐扬的经验,主要集中在蒙书的编写、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上。

传统蒙书的编写,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体裁的多样性,比如伦理类的蒙书,就有韵语体、小儿语体、格言谚语体、散文体和图画体四种体裁;历史类的蒙书,也主要有咏史诗体、蒙求体、千字文体、歌诀体四种体裁。二是内容的渐变性。在蒙书的流传、使用过程中,人们不只是简单地沿用现成的教材,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势,适时适度地加以修订。这既保证了蒙书形式、结构、乃至名义的稳定性,又使得其内容具有时代性。《三》《百》《千》之类的蒙书,在中国社会流传了数百年乃至1500年之久,在流传和使用过程中,人们对其精当的体裁、精妙的内容、精巧的结构、精致的表述高度认可,编写者利用这些蒙书在漫长岁月中积累下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是固执恪守,不知变通,而是勇于修订,以接纳新时代的新内容,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和现实有效对接的问题。既最大限度地尊重传统,又不为传统所羁绊,而是不断革新和发展传统。三是形式的便读性。我国能在启蒙的课堂里长盛不衰、影响深广的蒙书,都是用韵语和偶句编成的,具有句子短小、形式整齐、押韵便读、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人人喜闻乐道的特点。少部分流传很广的读物,如《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之类,虽然没有应用这两种体裁,而是用散文写成的,但都非常简短,特别是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并配有插图,儿童能够乃至乐于接受。

传统启蒙教育的精髓,还集中体现在教育原则与教育方法上。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很多学者和蒙师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训蒙原则和方法。在古代有关启蒙教育的文献中,除了蒙书之外,流传最多的就是关于教育方法的文献。如宋代王日休的《训蒙法》,明代沈鲤的《义学约》、吕坤的《蒙养礼》和《社学要略》、佚名的《教子良规》,清代王筠的《教童子法》、陈芳生的《训蒙条例》、唐彪的《父师善诱法》、石平士的《童蒙急务》、陈惟彦的《幼学分年课程》、陈介祺《授蒙浅语》、王廷鼎《彪蒙语录》、锡山三素居士的《蒙筏》、方浏生的《蒙师箴言》、黄庆澄的《训蒙捷径》、计恬的《训蒙条要》等。传统启蒙教育的原则,包括以豫为先、及早施教,德教为主、蒙以养正,教之以事、培养习惯,宽严有节、宽猛相济,学不躐等、循序渐进,多说恭敬、少说防禁等。至于传统启蒙教育的教学原则,则强调识字为先、目标单一,量资循序、少受专精,诵读为主、适当讲解等。具体的教学方法则注重通过学习礼仪养成良好的习惯,以讲说故事促进童蒙的日长月化,以认字、仿写为重点进行识字教育,通过反复诵读记忆文本,以作对子开始写作教育,通过诵读歌谣、舞蹈游戏来放松身心、达到娱乐的目的。这些原则和方法,贯穿在我国传统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既是传统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指导了千百年来我国的教育教学实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所在。

(四)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现代价值

“书院”之名,出现在唐代,但官办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是收藏和编纂图书、校刊经籍之所,私家的书院,则是个人读书之地。具有教育教学性质的书院,则出现在五代。具体地说,唐末大顺元年,陈崇提出了建设东佳书堂的计划,直到五代时期,其子陈衮才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中国古代书院于焉发轫。此后中经宋代书院制度成型、书院精神得以确立,到元代走向官学化之路,直至明清时期借助理学和心学、汉学和朴学的思潮蔚为大观,经历了千年的历史演变。光绪二十七年(1901)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国传统的书院,不仅是师授生受的教学机构,而且是士人研究学术、传承文化、实施教化的重要基地,可以说它是传统教育中最具特点的教育机构。传统书院的传统和精神,或者说书院的本质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与各级官学比起来,它虽然也有官办的成分,但更多地由私人或民间力量创办,也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具有较多的私学性质。二是有别于官学的以参加并通过科举考试为目的,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也就是所谓“为己之学”。三是不同于一般私学和所有官学中单纯师授生受的被动学习,书院以学生的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的会讲、师生间的讨论和学生相互的切磋琢磨等教学形式。四是有别于各种统一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学校,书院有其自身的血缘渊源或学术师承,最典型的体现是,书院祭祀本学派的宗师,祭祀“过化”和“经行”书院所在地的先贤。

在今天看来,传统书院最有现代价值的地方还在于:由于书院经费来源有限,资源有限,普遍具有人数少、规模小的特点。在本书所统计的155所书院中,生徒员额最多的不过320名,超过200名的只有6所,超过100名的仅有32所。这也就是说,75%的书院都不足百人,有的甚至只有可怜的一二十人。如果将11485的总员额,由155所书院平均分配的话,每所书院不到75人。这个数值,还是我们取最高值计算的结果。此外,很多书院都是采取教师、学生住院学习的方式,这就使得书院的师生朝夕相处,成天学习和生活在一起。师生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朝夕相处,不仅相互了解,老师的施教具有针对性,学生的请教和受教具有选择性。师生之间、同窗之间,相互切磋,你我砥砺,具有相得益彰之效。而且能够培育和形**教育所必须的亲密氛围,使得浸渍于其间的成员,能够得益于这一氛围的熏染。师生不仅有相同的学术思想、宗奉信仰,而且有相同的生活节奏。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的共同体,而且也是一个生活的共同体。

(五)中国传统社会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教育除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传授之外,更多的是针对民间风俗、生活习惯的社会教化,包含民间宣教、和睦乡里、旌善惩恶、刊播善书以及教化娱乐等方面的举措。中国古代民间宣教主要采用三老教民、背诵大诰、教民榜文和宣讲圣谕等方法。三老是古代县以下掌教化的乡官,由民间推举年高有德行者担任,主要职责是配合地方官员的施政,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调解民事纠纷,导民为善,建立社学,并凭借自己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教民农桑,使百姓皆能安居乐业。榜文是皇帝谕旨或者经过皇帝批准的官府的告示、法令、教令以及案例,朱元璋编写的《大诰》和《教民榜文》、顺治皇帝的“六谕”、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更是其中的代表。宣讲这些内容,往往要结合社会实际,因势利导。制定者依据社会变化和民众需求,调整和更新圣谕文的内容,宣讲者有针对性的选择,使其具有时效性。这种灵活性,使得宣讲圣谕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作用具体切实。

和睦乡里是家庭和谐的放大,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乡饮酒礼和乡规民约则是实现这一社会教化目标的重要手段。乡饮酒礼作为一种在冬季举行的敬贤尊老的礼仪,既是利用农闲之际传递对贤者的尊重和对长辈的敬仰,也是促进乡民之间团结的有效方式。乡规民约以《吕氏乡约》为代表,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相倡导,通过规范乡民的日常生活,令乡民互相帮助,劝善戒恶,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

“彰善瘅恶”即表彰善举,惩治恶行。“彰善”的具体做法,有昭忠祠烈、题名旌表、敕建牌坊、给匾奖善等;而“瘅恶”则有黑榜曝光、示众通衢等。“彰善”不仅仅是对个人善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通过纪念和表彰形式,促进社会道德的提升与传承。“瘅恶”也不仅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而且也是一种教育教化手段。善书也称“劝善书”,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道德教化读物。《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三部劝善文献,被称为“三圣经”,是善书中的经典。善书尽管以道德教育为目标,但其内容多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因果报应。根据“命自己作,福自己求”的原则,强调只要行善积德,就能实现个人及家庭的愿望,如得到官职、财富、长寿等。这是因为古人面对自然灾害与人为祸端,对于趋吉避凶、追求物质和精神幸福非常渴望,这使善书成为百姓精神成长的重要伴侣,并受到百姓的普遍欢迎,而刊刻善书本身就是一种善行。

宝卷、弹词、戏曲和说书等艺术表现形式,是中国传统教化中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方式。这些曲艺不仅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吸引着民众的注意,而且在传递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宝卷作为一种结合了民间教化与娱乐功能的艺术,源于佛教文化,逐渐演变为一种富有吸引力的说唱文学。弹词起源于南方的诸宫调,以其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成为普通民众喜爱的文化消遣。戏曲作为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艺术,通过故事情节和表演手法,能有效地传播伦理道德教育,帮助观众在娱乐中学习。在讲唱艺术中,说书最为通俗易懂,它将善书的内容生动展现,使那些识字率较低的群体也能领受生活中的教化智慧。这些教化形式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而且长期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连。

(六)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自隋朝出现的设立科目、考试士子、选拔官员的制度。选官制度说到底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实际上,这一制度自出现伊始,即引领着传统教育教学目的和内容的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传统教育的方式和方法。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宰制传统教育,传统教育之所以愿意向科举制度输纳忠诚,是和科举制度具有公正公平的特点密不可分的。科举制度在1300年的演化过程中,表现出这样的发展趋势:由以行卷、温卷、公荐和通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兼采时望”,发展到采用糊名、誊录、别试和双重定等第为主要内容的“糊名考校”;由科目众多、标准迥异,发展到只有一个单一尺度的进士科;由注重多方面的才能,发展到只注重单一的文才;由内容宽泛的诗赋之文,逐步发展到内容相对固定的经义之文,而且经义之文的内容,也由百家学说发展到仅用理学家特别是朱熹的学说;经义之文的形式,则由形式较灵活的散文,发展到了结构颇为固定的八股文。这一发展趋势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即最大程度地避免因为考官个人的爱憎好恶而上下其手,使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具有可操作性,保证整个考试过程中程序的公平和公正。

正因为科举考试的各种规程日渐完备,也越来越客观公正,考场外的干扰越来越少,这就让包括平民百姓在内的所有人看到了希望。有一定天分的子弟就这样肩负家族的期望,瞄准及第为官,走上了读书应考之路。科举制度就这样直接导致了全社会兴学重教风气的兴盛。中国社会的重学之风是那样浓烈,以至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的西方人,在与中国刚刚发生接触时,这方面的感受就特别强烈。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魁奈就说,在中华帝国“没有任何一个都市、城镇或乡村没有教师在向青年人讲授怎样读书和写作”。与兴学重教伴随而来的是尊师的社会风气,只有教师被尊重,教师所承载的“道”才会被尊重;只有“道”被尊重,世人才会敬学向学。因此人们在思想观念、祭祀礼仪、民风习俗等方面都高度礼敬和尊重教师。

科举制下的传统教育并不是纯粹的应试教育,科举考试的内容决定了单纯的应试教育是无能为力的。科举考试较低的录取率,使得读书人即使全力以赴,仍有可能一生都无法获得科举成功。科举考试并不是传统读书人终其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研求义理、长德启明、变化气质、学做好人同样也是在科名未得的情况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情。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的祖先在五百年间的长时段里,智慧的头脑在生命最灿烂的年华、个人学识成长最快的时期所沉溺的八股文,也不是只有反面的意义和价值。八股文的出现,是科举制度追求公正公平的内在要求,是确保科举制度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阀门。八股文的写作,还需要大量、坚实的经典阅读,要有丰厚的人文素养做基础;而八股文的写作训练,可以培养一个人高度的概括能力、严整的思维能力和简净的表达能力。它之所以僵而不死、死而复生,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原因即在于此。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科举指挥棒下读书受教,的确造成士人普遍胸襟和知识结构的狭隘、目光的短浅和精神面貌的委琐。

(七)中国古代教师的风范

中国古代教师是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重要内容。“老师”“先生”“师傅”“师父”和“师范”,是几种常见的教师称谓。从历史时段或主要工作来说,既有汉代教授经典的“经师”,有唐宋时代教授诗词文赋的“诗文师”,也有明清时期教授八股制艺的“举业师”,还有人们理想中的“古之师”。从层阶高低而论,既有为皇帝经筵日讲的帝王师,也有教习孩童识字读书的启蒙师;既有与官员毫无二致的各级官学的祭酒、司业、教授、学正和教谕,也有引领学生精研义理、切磋学问的书院山长、掌教、院师、助讲等执事。

古代社会中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道、授业、解惑,即不仅要传知识之业、解偏弊之惑,而且要自觉主动地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二是承担社会教化之责,除了以身作则,做乡民的模范或表率之外,还要编写劝善读本,以改良民众的道德行为,优化社会风俗,维持地方秩序。此外,还要切实教化乡民,向百姓宣讲圣谕,并调解乡里矛盾和民间纠纷。三是因应乡民知识之需,在传统社会,教师几乎承担了所有和文化知识有关的工作。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尊重教师、礼敬教师。与这种尊崇相适应,全社会普遍对教师有着极高的期待,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希望和要求一个教师德行完美、学识丰博、尽心敬业、善教有方。

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讨论了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在他整个生命历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教育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读的是什么书,受的是什么影响,接受的是什么内容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内容,又是根据什么样的原则、通过怎样的方法进行的教学的。回答了中国人在从事教育时,秉持怎样的理念,他们为什么对教育投注那么多的心力,他们孜孜以求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了解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就能了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了解中国人的价值坐标和精神世界;就能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了解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工作的意义,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第二,本研究基于从传统中开发资源、到历史中寻求智慧的目的,着力揭示中国传统教育各个要素的本质特征和当代价值,聚焦这一资源的开发利用,着重论述了传统家庭教育的智慧、传统启蒙教育的经验、传统书院教育的现代价值、传统社会教育的启示、科举制度对传统教育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教师的风范。所有论述均以“智慧”“经验”“现代价值”“启示”“影响”和“风范”为指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的题意中,“开发利用研究”是重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则是开发利用的对象。遵从这一逻辑,本课题“研究”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诸多现实成果,而且已经得到学界的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应用。比如,对家训、家风内涵和相互关系的见解,就成为“百度”相关辞条的写作基础;课题负责人所撰《家风的意蕴》一文,被引多达173次;课题组还应北京东城区委宣传部之请,为东四街道的居民编写了《家训》一书。对中国传统师德的解析——德行完美、学识丰博、尽心敬业、善教有方,也有助于教育家精神的建构,丰富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科举制度对公正公平的追求及对自身使命戕害的观点,警示人们在制度建设时“不忘初心”。在各地纷纷新建书院的今天,传统书院的现代价值也提醒人们,注重师生关系、培育人文教育所需要的亲密氛围至关重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课题核心理论成果之一的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三分法”(经典、常识、游艺),被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吸收和采纳,更被中国教育学会作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的基本内容。据此编写出版、并标注课题名称或课题号的《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教材、学生读物80余册,在全国各地广泛使用,截至2024年12月累计发行量达1871.7万册,起到了显著的引领示范作用。



项目负责人:徐勇

批准文号:16ZDA230

项目名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