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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近卫内阁与日本战争动员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1)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目标

战时日本动员体制及社会动员长期以来都是日本学界非常关心的课题,迄今为止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一般认为,总体战起源于一战欧洲战场,当时一些旅欧的青年军官为了“革新国家”、“强化战力”而将其引入日本。不过,日本真正意义上建立总体战体制并从法理上强制实行,乃始于第一次近卫内阁。1937年,近卫文麿组阁不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设置大本营以及大本营联络会议,构建战时体制,提倡“国民精神总动员”,设立企划院。1938年3月,制定《国家总动员法》,将日本正式拖入对华侵略的总体战体制,导致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

对此,战后日本学界不乏从法西斯角度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但是最近一二十年日本学界对于总体战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尤其侧重从军政矛盾的角度深入分析日本战争指导体制的内在问题。这些研究视角对于深刻理解日本政坛内部的矛盾提供某种思路,但同时也模糊了主要负责人诸如近卫首相与天皇的战争责任。基于此,本课题主要围绕战时日本重要国策的决策过程、军政关系以及战争动员的体制与运作,从政治、军事及外交史的角度综合对近卫三次内阁时期的战争决策与动员进行全面、系统性研究。(1)关于决策过程,主要涉及近卫及其内阁主要成员有关总体战及战争动员的言论与思想,通过这些言论来揭示其侵华的本质;此外,深入探讨近卫内阁的决策机制,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去探究法西斯体制的幕后运作。(2)关于军政关系,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既要认识到战时日本高层确实存在统帅权与政治权的争夺,但同时也注重对这种争夺背后体现的各方利益诉求以及对华谋略进行仔细辨别。日本学界强调军政矛盾,其实际是为了掩盖和模糊战争罪责与责任,因此,我们要透过这种表象分析其本质。(3)关于民众动员,试图运用丰富的一手资料还原历史真相,既要看到政府裹挟民众参战对民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要看到被战争狂热刺激下民众对战争的协力与支持,甚至在某种程度推动政府不断前行的另一面。


研究意义

近卫文麿在战时曾经三次组阁,几乎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密切相关。特别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但是第一次近卫内阁非但未能及时止战,甚至打压陆军内部主和派,刻意提高和谈条件,主动关闭和谈大门,随后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组建“举国一致”体制对华作战。因此,通过对近卫内阁与战时动员体制的深入研究,能更加清楚地了解日本侵华的战略意图以及高层决策过程,明晰日本战争动员的诸相。这不仅对深化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深刻揭露日本侵华罪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课题以近卫内阁的对华战争决策及动员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侧重研究三个问题:第一,解析三次近卫内阁时期日本政府试图通过统一内阁与大本营的意见强化首相权限、构建强力战争指导体系的复杂政治过程,以及分析在这种扭曲的军政关系下日本战争动员体制的局限性。第二,从总体战的视角研究战时中日关系,特别是近卫内阁时期日本对华开展秘密外交特别近卫第二次声明之后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劝降与利用,以及近卫第二次内阁强化三国同盟,揭露近卫试图将总体战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的企图。第三,聚焦近卫新体制构建及其对战争动员的影响机制,特别是从民众的视角,分析近卫内阁的“举国一致”体制的构想与战时民众动员的内在矛盾与真相。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课题首先仔细梳理事变之初日本内部围绕事变的处置所出现的严重分歧。当时日本国内主和派认为中日交战将不利于伪满州国之发展,也不利于中日提携以及日本军备与生产扩充等,而且内地之革新也会全部崩溃,因此,必须将事变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此,“扩大论者” 却认为 ,在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提下,如果日本承认错误并通过撤兵来平息事态的话,中国不仅可以将日本赶出华北,并且将“迫使” 日本放弃“满州”。为此,日本只能持续对华极限施压,而不能轻易握手言和。他们担心中国 “得陇望蜀”,一旦对中国示弱,将会导致日本好不容易建立的殖民帝国轰然倒塌。然而,实际上,真正贪得无厌、“得陇望蜀”的一方是日本。尤其是在南京陷落之后,近卫内阁试图彻底推翻蒋介石政权,反对参谋本部提出的战争终结方案,刻意提高和谈条件,主动关闭和谈大门。这种抉择被日本历史学家视为“ 昭和史上最大的愚行”,同时也是中日历史上令人叹息的悲剧。可见,在战争的扩大化中承担重要政治责任的理应为第一责任者——近卫内阁。

其次,本课题通过追溯近卫三次声明的内在变化,试图反映出近卫内阁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轨迹。简而言之,这一转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速胜论破产到南京沦陷,陷入“战胜狂热”中的日本大幅提高和谈条件,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第二阶段,至徐州会战结束,近卫试图构建总体战体制,妄图通过“武力解决”,达到消灭国民政府之目的,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三阶段,徐州会战至广州、武汉会战期间,日本采取多线出击的方式,从不同途径开展对华和平工作,但成效有限,“主和”的宇垣外相亦被迫辞职。第四阶段,武汉沦陷后对汪诱降阶段。对汪工作亦从军方单独行动上升为日本政府各部门协调统一行动,近卫内阁更是先后两次发表声明,以煽动与呼应汪之行动。这一招看似是对国民党的离间,但反而促使蒋介石更加强调抗日,以此区别于汪精卫,客观上让抗战势力进一步团结。纵观整个过程,日本方面虽然打着如意算盘,但时局并非按照他们设计的既定路线发展,大多决策往往只是下下之选。

关于第二个问题,本课题通过厘清战时近卫内阁与军方的矛盾,中日战争的持久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让日本非常被动。尽管历经平沼、阿部、米内三任内阁,日本始终无法依靠武力或谋略终结战争,平息事态。面对这种局势,中日战争扩大化的重要责任人近卫文麿再次出台组阁。上台之初,近卫雄心勃勃,希冀通过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总动员体制,调和军政矛盾,化解各方分歧,一举终结事变。对内试图构建近卫新体制,废除政党政治,扩大政治势力,以压制军方,但事与愿违,最终演变为广受诟病的大政翼赞会。对外采取战略与政略相结合,通过军事打压与政治诱降两种方式。政治诱降又采取双线模式,一方面以汪制蒋,另一方面又以蒋压汪,从中渔利。不过,除了汪精卫卖国求荣让日本牟利之外,全民族抗战的整体形势使日本不得不铤而走险,放弃北进战略,转而大举南进,构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最终陷入与美开战的绝境。正如赤木所言,第二次近卫内阁组建不久,就实行了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重要政策决定。9月23日决定进攻北部法属印度,27日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这一方面表明这是近卫努力协调日本各方高层利益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在1940年组阁前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阵营有着密切的外交往来,并且已经有加入法西斯阵营后与美国和苏联为敌的觉悟。近卫内阁的这一政治决断,导致了中日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并且激化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最终促使日本迈上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

关于第三个问题,第二次近卫内阁推行的新体制运动,在1941年7月到10月的第三次近卫内阁时期开始消沉,这主要体现在近卫建立的大政翼赞体制遭到了高层内人士的反对。从近卫新体制运动的过程来看,一直以来存在两个无法得以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政府在推行新体制运动过程中存在的预算问题,另一个是大政翼赞体制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就政府预算问题来看,推行新体制的高额预算要求近卫必须与大藏省方面斡旋,甚至需要向银行借贷来维持,基本上到了“如果预算问题得不到政治解决,或许总理大臣会被问责下台”的程度。关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因为近卫新体制存在的违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释,日本政界高层对此诟病颇多。

1941年4月2日,大政翼赞会进行了改组,翼赞会的中央本部由政府机构人士充任,县支部长由县知事兼任,并将大政翼赞会的主要工作改为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改组基本体现在组织层面,其机构性质更改为“行政翼赞组织体”。尽管这表明大政翼赞会被规定为政府的辅佐机构,但这一组织已经深入到各个地方基层,各个地方议员以及代议士会进入地方组织的核心,因此翼赞会的组织机构已经扎根到了国家的各个阶层,所谓的改组不过是对于议会内反对意见的应对策略。

尽管翼赞会改组后,其在中央的实力被大幅度削弱,并不再作为左右日本政治的机构而存在。然而“翼赞”的概念就此扎根到了日本政治当中,在此后日本战争局势逐渐恶化的过程中,“翼赞壮年团”和“翼赞会”都在民间发挥着重要作用,将大批日本国民动员到战场上为侵略扩张服务。翼赞体制的其中一个功用即推进国民的“皇民化”,通过组织民众遥拜皇居、悬挂国旗、参拜神社以及宣扬报国精神等,将民众的意识和生活形式强制或半强制地修改为“皇民性的日本人”,并培养出其对于天皇作为国家领导的无条件忠诚,以及要求日本人指导亚洲、太平洋地区“皇国”版图范围内的民众“皇民化”。

本课题以市川房枝为例,分析在总体战体制之下近卫内阁对国民的战争动员与日本女性由主动到被动支援战争的复杂过程。市川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为止,尚能从非戦论的立场从事反对军扩、反对军国主义等活动。然后,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扩大,因为追求和平几乎成为不可能,为了能继续妇选运动,市川不得不选择进行战争协力的道路。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东亚新秩序相对应,近卫在日本国内提出新政治体制。虽然市川对此新体制表达了期待感,但实际上被完全忽视。尽管如此,市川依然没有放弃,而是主动放弃一直以来追求的妇人政治权利,将国家利益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特别是,她批判自由主义和家庭自由主义,完全成为国家主义的信徒,也暂时葬送了女性解放的希望,将日本女性绑上了军国主义的战车。

(3)成果的主要价值和影响。

   成果的价值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区别于以往研究侧重从陆军层面分析战争动员的角度,本课题通过详实的史料来厘清日本复杂的军政关系,不仅注重从军政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战争动员机制的具体运作,而且选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次近卫内阁作为切入点,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都具有一定新意。

(2)针对日本学界部分历史修正主义者打着后现代主义的旗号试图混淆与模糊日本高层的历史责任这一现象,本课题试图从内阁与战争动员的角度重新探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问题,透过战时日文文献对于侵华战争的溢美之词分析其背后的含义,通过解读战时日本国内的军政关系以及认识近卫“和平思想”的本质对于揭示近卫内阁侵华真相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国的视角追究近卫的侵华罪责亦可以弥补日本学界研究的某种缺失与不足。

(3)将中日问题置于全球史的视角加以考察,尤其是第二、第三次近卫内阁,面临二战欧洲战场爆发后更为复杂的世界形势。因此,将战时日本侵华置于整个二战世界秩序的框架和维度内进行剖析,既有利于清楚地认识每一个环节之间的角逐和互动,也有利于重新认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反过来如何影响日本战争决策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


项目负责人:殷志强

批准文号:20BSS019

项目名称:近卫内阁与日本战争动员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近卫内阁与日本战争动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