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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项目:"两《唐书·五行志》释证与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中国古代正史志书中,《五行志》主要记载各种灾异,保留了大量古代的灾害资料和灾异思想。同时,它是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天道人事的一种解释体系,表达了古人对于自身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关注;又由于它与汉代经学的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出现,与政治、思想的变动息息相关,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其话语体系涉及众多阴阳五行知识,历来号称难读,如《汉书·五行志》,清代浦起龙释《史通》时还说“虽嗜古之士,揽未盈卷,辄已神惛”。《汉书》以下历代《五行志》虽然淡化了经学色彩,但背后的话语体系仍然遵循《汉书·五行志》。其中两《唐书·五行志》在体例及思想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对11世纪以降正史《五行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两《唐书·五行志》进行释证并开展多维度的研究,探讨其政治文化意义,将推进学界对中国古代皇权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的认识。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两〈唐书·五行志〉释证》,汇集前人关于两《唐书·五行志》的校勘及研究成果于一体,并作释证。《旧唐书·五行志》(简称“旧志”)以百衲本作为底本,对校殿本。《新唐书·五行志》(简称“新志”)也以百衲本作为底本,对校殿本、北监本和宋绍兴刻宋元递修公文纸本。相比较而言,旧志编排混乱,系统性不强,缺漏也多,更像是一部史料汇编;新志按照《洪范五行传》中五行+五事、皇极的结构编排,十分规整,篇幅也扩充为旧志的两倍。考虑到新志有相当部分内容源自旧志,为避免重复,本成果没有将旧志、新志各自单独释证,而是以新志为纲,在保留新志体例、结构及原文的基础上,将旧志原文散于新志相关的类目下。二志事同者,先录新志原文,再录旧志原文。原文下为释证文字,涉及文字校勘、字词释意、名物典章制度疏解和史实汇证四个方面。比如,天宝十三载秋至九月,雨一直下,为了祈晴,“闭坊市北方,盖井,禁妇人入街市”,释证作:“五行搭配中,水居北方,故闭北门以减少阴气。晚唐时日本僧人圆仁在唐巡礼求法,曾记:唐国之风,乞晴即闭路北头,乞雨即闭路南头。相传云:‘乞晴闭北头者,闭阴则阳通,宜天晴也;乞雨闭南头者,闭阳则阴通,宜零雨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盖井,取闭塞阴气之意。女性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意象中属阴,与水之阴气相合,禁妇人入街市,即防止阴气泄出,闭阴通阳以止雨。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减少世间的阴气,达到止雨的目的,反映了秦汉以来中国人的阴阳观念。”这就把现象背后的机理揭示出来了。

  与一般的史书作注不同,两《唐书·五行志》的理论来源于《洪范五行传》,班固、刘向、刘歆是最主要的解说者,故在释证时,还需要综合几家之说,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作出通释,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成果在这方面具有原创性。兹举两例。

  一是对于“常风”的成因,新志引占曰:“大臣专恣而气盛,众逆同志,君行蒙暗,施于事则皆伤害,故常风。”本成果在作释证时,综合比较了班固等诸家对“常风”的解释,认为《洪范》“思”对应咎征“恒风”,所以风自然成为雨、旱、寒、奥四种咎征之本,四气乱则有恒风之罚。《汉书·五行志》对“恒风”的解释不指向君王昏昧迷惑之意,《南齐书·五行志》引《思心传》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过在瞀乱失纪。风于阳则为阴,于阴则为大臣之象,专恣而气盛,故罚常风。心为五事主,犹土为五行主也。一曰:阴阳相薄,偏气阳多为风,其甚也常风。阴气多者,阴而不雨,其甚也常阴。一曰:风宵起而昼晦,以应常阴同象也。”《南齐书》对于“常风”的解说显然比汉志更为详尽,列举了三种解说,第一种与汉志接近,其余两种则是从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角度的新说。故新志所引占辞似改写《南齐书》“风于阳则为阴,于阴则为大臣之象,专恣而气盛,故罚常风”一句而成。

  二是《思心传》下除了“华孽”,另有“蠃虫之孽”一目,不合体例。本成果认为,在《洪范五行传》的分类体系中,蠃虫之孽本属《视传》,不属于此处的《思心传》。之所以出现一传下两“孽”的情况,是班固受到了刘歆的影响。刘歆的解说其实受到了月令思想的影响,按照《月令》的图式:貌属东,为鳞虫;视属南,为羽虫;言属西,为毛虫;听属北,为介虫;思属中,为倮(蠃)虫,刘歆《五行传说》“孽”类的名目设置大体遵循了这一图式,只是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班固否定了汉儒关于蠃虫之孽的解说,全依刘歆《视传》之说。至《续汉书·五行志》才正式把“羽虫之孽”作为灾异名目标出,替换《视传》的蠃虫之孽,而将蠃虫之孽置于《思心传》下,与华孽并列。

  下编是《两〈唐书·五行志〉研究》,主要是剖析两《唐书·五行志》编纂原则及体例的转变,辨析其史料来源,探讨其灾异书写模式以及所蕴含的政治意图。

  第一,本成果认为,中国古代正史《五行志》的编撰可分为两种模式:“五行志”模式和灾害物异志模式。汉唐五代时期是“五行志”模式,史家记录了大量事应,更关注对“咎征”的解释。这时期的《五行志》不仅仅是记录灾异的史书体例,更重要的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体现的是是儒家的话语权力。唐宋之际,《五行志》的编撰出现了两个大的转变。一是旧志灾异祥瑞并书,二是新志不书事应。宋以后的《五行志》,灾异本身的记录成为主要目的,《五行志》遂成为国家灾异祥瑞的汇编,这可称作灾害物异志模式。这种变化的出现,与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的疑古思潮、“推明治道”重人事的儒学思想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宋学对谶纬的扬弃、宋儒对五运说的质疑和批评,“敲响了五德终始说的丧钟”(刘浦江语),自然也就动摇了《五行志》事应赖以成立的思想基础。

  第二,运用史源学的方法,对两《唐书·五行志》中可能找到史源的每一条记载进行辨析,总结二志各自的史料来源。前人以为旧志的史料来源大体不出国史实录、《唐会要》和笔迹小说三种,但对哪种是主要史源则存在分歧。有关新志的史源也无详细讨论。本成果认为,《五行志》并非是凭空想象或杜撰出来的,基本属于有据可查。大体来说,旧志的主要史源是国史实录,其次是笔记小说,《唐会要》居末。这和以往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新志的最大史源是旧志,实录国史次之,笔记小说又次之,源于《唐会要》的记录最少。

  第三,本成果首次提出了《五行志》灾异书写模式的三种情况:从灾到异、从祥瑞到灾异、从无定性到灾异。每种书写模式下均有个案研究作为支撑。本成果认为,班固所创立的《五行志》框架体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史家在编纂《五行志》时,遵循了“反其常性即是妖”的书写原则,将各种灾异、祥瑞乃至一些无定性的事物现象都纳入这套框架内,将原本分散毫无联系的记录连缀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受到知识背景及政治立场的影响,史家会以“选择性记忆”的方式,通过直解、转释、反说等方法选择、剪裁史料,并融汇进前代及当世士人的解说,以灾异论这一两汉以降的惯常思维来解释种种“非常”状态。《五行志》的灾异书写,正是通过对灾异解释话语权力的掌控,以反常之道来表达正常的政治诉求,塑造理想的君臣关系。因此,《五行志》的灾异书写就是史家理想中治道表述的一种途径,史家希望以此掌控对君臣警诫的话语权。

三、成果的主要价值

  本成果对推动唐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两《唐书》的《食货志》《地理志》《刑法志》《舆(车)服志》《艺文志》均有现代学者做过专门的注释研究,《五行志》则阙如。本成果重在释证,兼具校史与考史,在此基础上对两《唐书·五行志》进行史学史、社会史、文化史层面的研究。因此,本成果不仅对两《唐书》的修订工作有所助益,还将对中国古代正史志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项目负责人:游自勇

批准文号:20AZS005

项目名称:两《唐书·五行志》释证与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两<唐书·五行志>释证与研究》